1972年2月22日上午，北京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人民大会堂里却暖意融融。宴会桌上，白色瓷盘旁一排“熊猫牌”香烟盒格外惹眼，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轻轻捏起其中一盒，黑白相间的熊猫形象让她目不转睛。她把烟盒翻来覆去，像孩子一样好奇，又有点不好意思。周总理注意到这一细节，微微一笑，上前一句玩笑式的提醒：“夫人，要不要干脆收下两只活的？”帕特抬头，先是愣住，随后抑制不住的惊喜溢于言表。短短一句话，为一对大熊猫的远行定下基调，也把中美关系的冰层敲开了一角。
气氛看似轻松，其实筹备极为周密。时间拨回三年前，1969年，尼克松在就职演说里暗示“愿与北京对话”。台下的顾问基辛格点头不语，心里却开始盘算秘密接触的路径。翌年秋天，他借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之手，悄悄踏上北京的土地。那次会谈没有鲜花，也没有镁光灯，但从中南海走出的每一份备忘录，都在为后来那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加码。
真正让冰面出现裂缝的，是1971年名古屋的一次误上中国队大巴。美国小将科恩尴尬地站在车门口，是庄则栋伸出手化解了僵局。那张照片传回白宫后，尼克松拍案：既然运动员都能握手，政治家又有什么不可？于是，“乒乓外交”成了新闻标题，接踵而至的是“基辛格北京深夜航班”和“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一连串事件。
帕特·尼克松并非第一次对熊猫表现出浓厚兴趣。早在白宫准备阶段，她就对随行官员说过一句玩笑：“如果能够带两只熊猫回家，新闻头条不用愁了。”看似随口，其实有来历。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四川接触到熊猫时，连英国《泰晤士报》都用“神秘东方的活化石”作标题。1936年，美国人路斯·哈克利斯把第一只活熊猫带到纽约后，曼哈顿动物园门口排起两公里长队，票房收入直接救活了快破产的馆舍。白宫当然知道这些故事。
送或不送，是外交部门反复权衡的大事。北京动物园当时总共只有十五只熊猫，雌雄比例并不均衡，而苏联早些年已经领走两只“平平”“安安”。调研组列出四条筛选标准：三岁上下、健康无伤、体型匀称、花纹清晰。前三条好办，最后一条最难：什么叫“长得漂亮”？专家们拿着尺子量眼圈大小、背带宽度，甚至比较耳朵弧度。最终，“兴兴”和“玲玲”脱颖而出：公的体重八十公斤，母的略轻，性格温顺，且都能适应竹子以外的辅食。“就它俩。”终于拍板，时间只剩下三十天。
紧接着是运输方案。中国民航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动物仓，民航局临时改装了一架伊尔-18：地板加厚，四周铺防滑橡胶，温控系统全天监测。一位参与改装的工程师回忆：“哪怕熊猫一个喷嚏，我们都得有对策。”同时，两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随行，竹笋、苹果、胡萝卜堆满机舱。小小一趟航班，变成空中的移动竹林。
4月16日，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外，下着小雨。八千多名市民撑伞等候。舱门打开，“兴兴”“玲玲”缓缓被推出机舱，掌声压过雨声。有人高喊：“Welcome our Chinese guests！”尼克松夫妇亲自剪彩，帕特俯身和“玲玲”四目相对，笑得像在北京看到烟盒时一样灿烂。当天排队人数突破两万，城市交通部门一度发布绕行提示。美国媒体干脆把1972年称为“熊猫年”。
热潮背后，是一份不眠不休的护理清单。熊猫对竹子的挑剔超乎想象：一天至少十公斤，超过十二小时的竹子就被嫌弃。有意思的是，一位叫南茜的小姑娘来电动物园，自荐：“我家后院有2英亩的箭竹，要不要试试？”工作人员驱车六小时现场考察，发现完全符合标准，于是南茜家的竹林变成“官方供应点”。媒体报道此事后，“我为熊猫种竹子”成了美国中小学的热门公益项目。
“兴兴”和“玲玲”在美国度过二十余年。遗憾的是，四胎幼崽均未成活。动物园曾向伦敦借雄性熊猫“钦钦”，试图人工配种，依旧失败。1992年，玲玲因心脏衰竭去世，美国多家电视台实时播报。1999年，器官全面衰老的兴兴被执行安乐死，国家动物园降半旗，院内设立悼念簿，前来签名的市民排到街角。两只熊猫带去的，不止是萌态，更是一段特殊年代的记忆。
回到宴会现场，帕特·尼克松听见周总理那句“送你们两只大熊猫”后，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转身拉住丈夫：“理查德，他是认真的！”尼克松微微点头，低声回应：“That’s the best gift ever.”对话极短，却足以写进史册。黑白两色，填补了外交长卷上一块空白。也许没有人料到，冷战钟摆的转向，竟由一对圆滚滚的熊猫触发。它们不会说话，却完成了一句最简单的承诺：互相伸出手，就能找到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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