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初，贵阳初春的雨刚停，省军区大楼里的会议室却闷得很。李达坐在长桌一端，把一份案卷放到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卷宗上写着“程莲珍”三个字，所有参会者都明白，这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三年清剿里始终躲在阴影里的难题。
要枪毙，程序不过一张批文；要留下，就必须给出能服众的理由。空气里绷着一根弦。李达缓声说：“主席的意见，四个字——放了算了。”一句话让房间温度瞬间降低，笔记一顿，下意识抬头的人不少。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一个杀过解放军的女匪，也能放？”声音不高，却足以刺耳。
李达没有解释，他翻开案卷，时间线从1924年写起。那一年，贵州长顺中苑寨降生一名布依族女孩。山好，水好，人更美，寨里老人说她“像三月的桃花”。17岁那年，她被大土匪王海臣相中，威逼求亲。少女夜走他乡，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后来，富家子陈正明强抢成婚，一场短暂的甜蜜只维持到1947年。丈夫突然病逝，新寡、幼女、巨额遗产，引来无数觊觎。她挡住贪婪，也挡住刀枪，甚至在山垭口用十几条枪摆下反埋伏，打得王海臣溃不成军。乡亲喊她“程大嫂”，三成敬，七成怕。
贵州解放后，正规部队北撤追击胡宗南，空档中残匪死灰复燃。曹绍华以“贵州反共自救军”名义拉人马，一纸委任状硬把程莲珍推成“直属大队长”。她起初抗拒，但乡里亲族尽落敌手，只得带枪随行。惠水、长顺几场恶战，她故意拖慢行军，少流血，多敷衍，可仍旧背上“匪团长”称号。
1950年冬，西南军区大规模围剿。曹绍华伏诛，程莲珍却钻进冷水岩洞，从暗道溜走，又一次逃过天罗地网。消息传出，百姓议论：“神了。”也有人质疑部队无能。换防会议上，剿匪思路被调整——硬打为辅，策反为主。
一年后，她自知大势已去，遣散部下。 1952年末，她的亲卫带着几支老枪走进长顺县府，递上认罪书。程莲珍本人被押往贵阳，铁链加身，却目光平静。街头围观的学生小声感叹：“像电影明星。”外表与传说中的“女魔头”落差太大，议论再起。
案卷移交省军区，绝大多数签字意见是“按军法处决”。只有公安处长留下一行字：“或可借其劝降余匪。”分歧随即上送重庆，再送北京。李达赴朝鲜观摩归来，恰在中南海向主席口头汇报。
毛主席听到这里，放下茶杯，说了一句：“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放了算了。”他没有再作长谈，只补充一句：“活人比死人更有用。”
指示带回贵州，执行并不容易。军区内部再度争论，但命令就是命令。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操场上挤满布依、苗、汉群众。法院院长宣读判决：免于刑事处罚，立即释放。人群哗然，随后安静。程莲珍抬头，看见看台角落里站着昔日仇家，也看见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她深吸一口气，走下台阶，没有回头。
离开监狱不到十日，她就带队进山。方式简单——走进洞口，先脱下棉衣示好，再高喊：“我能活着出来，全靠共产党不杀我，想不想也活？”有犹豫就有突破口。一个月里，22名匪首自投罗网，“八大金刚”里的三人依旧顽抗，她领民兵封山，枪声三响，抵抗结束。
功劳簿上，她名字旁边多了三行字：劝降、带路、情报。省里给了她一间砖瓦房，一亩田。1958年，她进入县政协列席，从“匪团长”到常委，档案里记录得清清楚楚。
回到会议室的李达收起卷宗：“主席说得对，放了比杀了值。”几位军官无言，窗外又起细雨。若干年后，长顺、惠水再无山匪踪影，布依山寨偶有人提到昔日女匪首，语气平淡：“那是个能耐人。”
毛主席一句“放了算了”，省下的不只是子弹，也让政策多了示范。事实证明，宽与严并非对立，关键要看用在谁身上、用在何时。程莲珍的结局，给贵州山区留下一堂最直白的“政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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