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讨到饭……”
我对着一个乞丐，问出了这句话，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我叫赵德胜，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人。
我从没想过，几年前我顶着工友的嘲笑、师父的劝告，随手给出的一个馒头，竟会在我走投无路，连回老家的路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变成一个能决定我生死的电话号码。
01
1994年的夏天，浙江沿海小镇的空气闻起来总是一股味道。
是那种塑料加热后甜腻腻的味儿，混着机油的腥气，还有海边特有的咸湿。
我叫赵德胜，二十岁出头，从安徽老家跑到这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
我没文化，初中都没念完，但有的是一把子力气和一双肯干的糙手。
我所在的厂子叫“宏发塑料制品厂”，听着挺气派，其实就是个私人老板开的大作坊。
厂里生产各种塑料玩具的外壳，花花绿绿的，准备装上从广东那边运来的机芯，再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出口。
我的岗位是机修学徒，跟着厂里唯一的老师傅，姓刘。
刘师父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技术好，但脾气臭，整天嘴里叼着根烟，骂骂咧咧。
他说我这小子还算机灵，肯学，所以愿意教我。
我每天在震耳欲聋的注塑机旁边转悠，身上永远是擦不干净的油污。
一个月下来，能挣三百多块钱。
这笔钱，在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把一百块寄回家，剩下的一百多存起来，再留几十块当生活费。
我的梦想很朴素，学好这门手艺，多攒点钱，回老家盖三间大瓦房，娶个媳妇，这辈子就算有着落了。
那个男人，就是在那年夏天出现的。
厂门口有棵歪脖子老榕树，树荫挺大，是我们这些工人歇脚抽烟的地方。
有一天，树下就多了个人。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身材不算瘦小，但整个人像是从泥水里捞出来的。
头发黏成一缕一缕的，脸上全是黑乎乎的污垢，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很奇怪，既不看人，也不看车，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脚前三寸的地面，像是要把地上的蚂蚁看出花来。
他不像镇上其他的乞丐，会伸手讨要，或者嘴里念叨着什么。
他就不说话，也不动，从早上我们上班，到晚上我们下班，他就一直蹲在那，像一尊沉默的、脏兮兮的雕像。
工友们都说他是个“傻子”，或者“神经病”，从旁边路过时，都绕着走，生怕沾上什么晦气。
我第一次给他东西，其实心里也挺犯嘀咕的。
那天是十五号，厂里发工资的日子。
我捏着那三百多块钱，心里热乎乎的，晚饭破天荒地去镇上小饭馆要了一份炒素三鲜，还多买了个白面馒头。
吃完饭，拎着那个没舍得吃的馒头回宿舍。
路过大榕树下，借着昏黄的路灯，我又看见了他。
他还是那个姿势，蹲着，一动不动。
风一吹，他那单薄的破衣服贴在身上，显得人更瘦了，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枯柴。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我爹。
有一年闹饥荒，我爹也是这样，蹲在田埂上，看着干裂的土地，一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那种绝望，我见过。
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
出门在外，举目无亲，老家的人都说，遇上这种可怜人，给口吃的，是给自己积德，能保佑自己在外平平安安。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把那个还带着余温的馒头，轻轻放在了他面前的地上。
我怕他，所以没敢递到他手里。
他还是没抬头，甚至眼皮都没撩一下。
我赶紧快步走开了，心里有点慌，像是做了什么坏事。
走了十几米，我回头偷偷看了一眼。
他动了。
他慢慢地伸出手，捡起了那个馒-头，然后一点一点，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一幕，我那颗悬着的心，突然就落了地。
从那以后，这事儿就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习惯。
日子就像厂里那台老旧的冲压机，一下，一下，单调又沉重地往下过。
一年多就这么过去了。
我给那个男人带东西，成了我和他之间一种无声的默契。
我没钱，给不了什么好的。
有时候是早上多买的一个杂粮饼，有时候是晚饭省下来的半截红薯。
手头紧的时候，就只能递给他一根最便宜的“大前门”香烟。
他从不说谢谢，也从不抬头看我。
但我把东西放下，他总会等我走远了再捡起来吃掉。
我的师父，刘师傅，撞见过一两次。
他把我拉到一边，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地碾了碾。
“阿胜，你脑子进水了？”他瞪着我，“你那点钱自己攒着娶媳妇，喂那个‘瘟神’干什么？他有手有脚的，就是个懒骨头！你这是肉包子打狗！”
我不敢顶嘴，只能低着头，含含糊糊地“嗯”着。
“我跟你说，这种人，你离他远点，沾上了就甩不掉了！”刘师傅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嘴上答应着“知道了，师父”，但心里却不这么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给他一口吃的，看着他吃下去，我心里就莫名地觉得踏实。
好像我今天给了他，明天我就不会变成他那样。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甚至有点自私的心理，但我改不掉。
工友们也都知道了我这个“怪癖”。
他们下班时会冲我挤眉弄眼地起哄：“阿胜，快去吧，你那‘老朋友’又等你开饭呢！”
我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憨憨地挠挠头，笑一笑。
他们不懂，我也不想解释。
在这个除了机器噪音就是汗臭味的异乡，那个沉默的男人，像是我生活里一个固定的坐标，一个奇怪的树洞。
有一次，厂里的一批货出了问题，客户投诉，老板大发雷霆。
刘师傅不在，车间主任就把火全撒在了我头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了足足半个小时。
我心里又委屈又憋屈，下班后没回宿舍，一个人跑到那棵歪脖子树下，蹲着抽闷烟。
抽着抽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没注意，那个男人就蹲在我旁边不到两米远的地方。
我一边抽烟，一边小声地骂着脏话，抱怨着自己的命苦。
他一直没动静。
等我抽完一根烟，准备再点一根的时候，我发现，他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了更大一块地方。
就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让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突然觉得，他不是一块没有知觉的石头。
他听得见，也看得见。
那段时间，我还谈了个对象，是在隔壁服装厂打工的同乡，叫小芳。
小芳人不错，长得也清秀。
我们俩一到休息日，就去镇上逛逛，吃一碗两块钱的馄饨，就算是最浪漫的事了。
她也知道了我接济那个“傻子”的事，为此跟我闹过好几次别扭。
“赵德胜，你是不是钱多了烧的？”她叉着腰，气鼓鼓地对我说，“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寄回家里，自己再存点，还剩什么？你还拿去养个外人？”
“他……他可怜。”我笨嘴拙舌地解释。
“可怜的人多了去了！你要是真有善心，不如多给我买件新衣服！”小芳的话很直接，也很现实。
我无话可说。
因为这事，我们俩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有点僵。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是不是像刘师傅说的那样，脑子进水了？
可第二天，当我路过那棵树，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的影子时，我还是没忍住，把口袋里揣热了的一个烤红薯，放在了他面前。
我好像欠了他一笔无声的债，每天都得还一点，才能心安。
然而，我很快就连这点“债”也还不起了。
96年初，风向毫无征兆地就变了。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新的玩具厂，他们做的玩具，款式更新，价格更低。
我们厂的订单，像被戳破了的皮球，一下子就瘪了。
以前每天响个不停的电话，现在几天都安静得可怕。
拉货的卡车，从一天几十趟，变成几天一趟。
老板姓王，是个精明的本地人，但这次他也慌了神。
他开始到处借钱，又从外面高价买回来几套据说是“最新”的模具，想跟风生产那些时髦的新玩具。
结果，新产品做出来了，质量却不过关，废品率高得吓人。
老板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厂里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压抑。
最先的反应，是伙食变差了。
以前每顿还能见到点荤腥，后来就变成了清一色的白菜萝卜。
再后来，就是发工资的日子，往后推了。
先是推迟一个星期，然后是半个月，最后干脆就说“厂里困难，大家先克服一下，等资金周转过来，一分钱都不会少大家的”。
人心惶惶。
刘师傅私下跟我说：“阿胜，我看这厂子要悬了。王老板这次，步子迈得太大了，怕是要扯着蛋。”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几个月前，王老板召集我们这些所谓的“技术骨干”，说要“共渡难关”，让大家凑点钱“入股”，等厂子缓过来，给大家分红。
我当时脑子一热，想着这是个机会，就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两千多块钱，全都投了进去。
那是我准备回家盖房子的钱。
现在看来，这钱八成是要打水漂了。
小芳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最后一次见面，她看着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服，和愁眉苦脸的样子，沉默了很久。
“阿胜，我家里……给我介绍了个人。”她低着头说。
我心里一凉，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他……是镇上开饭店的。”她又补了一句。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点了点头。
我能说什么呢？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里，拿什么跟人家比？
从那天起，小芳再也没来过。
我的生活，像厂里那台停了工的机器，一下子就锈住了。
每天在宿舍里躺着，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心里被焦虑和恐慌填得满满的。
回家没脸，留下没钱。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困住了，越挣扎，勒得越紧。
那段时间，我自身难保，也就再也没顾得上去看那个蹲在树下的男人了。
我甚至想，也许，我的明天，就是他的今天。
02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落了下来。
那天下午，该响起的下班电铃，一直没响。
整个厂区死一般地寂静。
然后，消息就像一阵风，从车间传到了宿舍——老板跑路了。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炸了锅。
工人们像疯了一样涌向厂长办公室，发现里面早已人去楼空。
接着，大家又冲到工厂大门口，把那扇生了锈的铁门堵得水泄不通。
咒骂声、哭喊声、女人的抽泣声混成一片。
“王八蛋！还我血汗钱！”
“我三个月的工资啊！我家里老娘还等着钱看病呢！”
“天杀的王老板，不得好死！”
我没有去闹。
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些和我一样绝望的脸，心里一片冰凉。
我知道，闹也没用，人跑了，钱没了，这就是事实。
镇上的治安员来了几个，拿着大喇叭喊话，劝大家冷静，说会“向上级反映情况”。
人群闹了一阵，也就渐渐散了。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工友们三三两两地回宿舍收拾东西，有的商量着去下一个地方，有的准备买票回家。
我却不知道该去哪里。
口袋里摸了又摸，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连回安徽老家的硬座票都买不起。
行李还被房东锁在了出租屋里，他说我这个月的房租不交，就别想拿走任何东西。
我像个孤魂野鬼，在空无一人的厂区里游荡。
每一台熟悉的机器，现在都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奋斗了两年多的地方，我曾经寄托了所有希望的地方，就这么完了。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厂门口，走到了那棵歪脖子老榕树下。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背靠着粗糙的树干，看着那扇被铁链锁住的工厂大门，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么无声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我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根被压得扁扁的香烟，用抖得厉害的手，划了好几次火柴才点着。
我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雾呛得我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
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我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还蹲着一个人。
是那个流浪汉。
他好像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陷。
他还是那样，沉默地蹲着，像一截被遗忘的烂木头。
也许是酒精，也许是绝望，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彻底断了。
我看着他，又像是对着自己，用一种带着哭腔的、沙哑到不像我自己的声音，自言自语起来。
“看到了吧……呵呵……完了，全他妈完了……”
“老子两年多的功夫，全白费了……”
“钱没了，工作没了，媳-妇也跟人跑了……”
我像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吐了出来。
“我他妈现在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扭过头，看着他那张藏在阴影里的脸。
“喂，我说……明天，我就跟你作伴了。”
“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讨到饭……是不是往地上一蹲，就行了？”
我说完这句话，自己都觉得可悲，咧开嘴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周围一片死寂，只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我以为，他会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毫无反应。
但，他动了。
他缓缓地抬起头，那张我从未仔细看过的脸，第一次完整地暴露在路灯昏黄的光线下。
污垢和长发之下，是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
那双眼睛，此刻正盯着我.
这一次，他依旧没有说话。
他只是费力地、用那双黑得看不出原色的手，伸进他那件破烂到分不出季节的褂子最里层。
他的动作很慢，很吃力，仿佛在进行一个无比神圣的仪式。
我看到他的手指在肮脏的衣料下摸索着，像是在寻找一件埋藏了很久的宝藏。
我的心跳，在那一刻，莫名其妙地加速了，擂鼓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胸膛。
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掏出来的东西，会彻底改变一些事情。
最终，他掏出来的不是钱，也不是什么食物。
那是一个用彩色的塑料糖纸包着的小方块。
糖纸已经很旧了，黏糊糊的，上面印着“大白兔”的图案。
他用那双粗糙笨拙的手，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剥开那张有些发粘的糖纸。
他的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专注。
糖纸里面，是一张被折叠得像火柴盒大小的、发黄发脆的纸片。
我认出来了，那是“红双喜”香烟盒的内衬纸。
他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在自己同样肮脏的裤腿上，轻轻地、来回地抹了抹，试图把它弄平整。
然后，他把那张纸片摊开，递到了我的眼前。
借着昏黄的路灯光，我凑过去，瞪大了眼睛。
纸片上，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一串歪歪扭扭的数字。
那是一个电话号码。
我看得出，区号是020，那是广州的号码。
在号码的下面，还有三个同样歪歪扭扭的字。
“找阿军”。
他把这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纸片，塞进了我的手心里。
纸片上，还带着他身体的温度，和一股说不清的、混杂着尘土和烟草的味道。
然后，他看着我，用那破锣一般的嗓子，一字一顿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告诉他，是‘陈钳子’……让你打的。”
陈钳子？
这是什么怪名字？
阿军又是谁？
一个几乎不与人交流的流浪汉，为什么会给我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的电话号码？
这张油腻腻的、散发着怪味的烟盒纸，此刻就躺在我的手心里，轻飘飘的，却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慌意乱。
这到底是我人生谷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还是一个疯子，在我的绝境之上，开的一个最残酷、最荒诞的玩笑？
03
那一晚，我没有回那个回不去的出租屋。
我就在镇上的街边，找了个避风的屋檐，坐了一整夜。
我的手里，死死地攥着那张烟盒纸。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叫“陈钳子”的怪名字，和那个远在广州的陌生号码。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赌一把。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还能输掉什么呢？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电话那头的人把我当成疯子，骂我一顿。
而万一呢？
万一这不是一个玩笑呢？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向镇上唯一一个还开着门的、兼营长途电话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老板娘打着哈欠，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这个浑身狼狈的“顾客”。
“打长途？”她问。
我点了点头，把我口袋里剩下的最后几块钱，全都掏出来，放在了柜台上。
“打广州。”
我按照那张烟盒纸上的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了过去。
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电话接通了，对面的声音顿时令我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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