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一百岁老人，时隔60多年才被告知：自己是中央特科重要人员|中央特科|南京|延安|江苏省|沈安娜|潘汉年|老人

2001 年春天，86 岁的姚子健正拿着一张老照片发呆。这张照片是 1935 年拍的，背面写着 “送舒兄存念”，字都有些模糊了。坐在对面的沈安娜声音有点发抖：“你当年是中央特科的情报员啊！”

姚子健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他看着沈安娜，又看了看她丈夫华明之，突然想起几十年前，在一个小阁楼里见过的那个沉默的 “李先生”。“你…… 你是不是当年的李先生？” 华明之眼睛一下子红了，握着他的手说：“是啊！小丁二，我们找了你六十多年！”

姚子健是江苏宜兴人，1915 年出生。1934 年的时候，20 岁的他在南京中央陆地测量总局上班，干的是画地图的活儿。他画地图特别准，误差连 0.1 毫米都不到。当初能进这个单位，还是因为他考上了南京中央陆地测量学校 —— 那时候学校管吃管住，还不用花钱，对家境普通的姚子健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他选了印刷专业，就想着 “以后搞革命宣传，印东西肯定用得上”。

谁也不知道，这个看着老实的年轻人，已经悄悄入了党。介绍他入党的是同乡舒曰信。那时候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刚被破坏，全城没剩下几个党员，环境特别危险。而中央特科是 1927 年在上海成立的，专门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规矩特别严：每个人只跟自己的上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连潘汉年那样的大人物，进了特科后都像 “消失” 了一样，见了老朋友都只能点点头，不敢多说话。

没搞什么复杂的仪式，也没给党证，姚子健就成了特科的人，代号 “JY”，主要工作是送情报。

那时候姚子健发现，管机密地图的岗位能接触到重要信息，就找了个 “眼睛不好” 的借口，调去了那个部门。每次有人来拿军用地图，都要登记部队番号 —— 这些番号特别重要，能看出国民党部队要往哪儿去，是不是要去 “围剿” 红军。姚子健每次都偷偷记下来，还会从成摞的地图里抽一张一模一样的藏起来。

每个周六晚上，姚子健都会提着一个棕色的小皮箱出门。他把偷藏的地图放在箱子最底下，上面盖着旧衣服和《中央日报》，再穿上国民党军装当掩护，坐夜班火车去上海。火车沿着京沪线跑，他一路上都不敢放松，脑子里反复记着当天登记的部队番号。

到了无锡火车站，他会去找一个卖梨的 “熊先生”。只要姚子健放下一个空烟盒，熊先生就会递给他一包裹着油纸的梨，情报就藏在梨核的空心里。要是去汉口码头，就找 “李先生”（也就是后来的华明之），接头的时候就说一句 “长江水”，东西一交，两人就各自走了，从不多说一句话。

组织每次给姚子健五块钱经费，火车票要花三块八，剩下的一块二刚好够他买两顿阳春面当饭钱。他从来没多拿过一分钱，每次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

1937 年，淞沪会战打起来了，局势一下子乱了。姚子健像往常一样去 “民生书店” 找舒曰信接头，却发现舒曰信夫妇不见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这下，他和组织的联系断了，成了没根的人。

后来姚子健辗转去了香港、延安，又到了苏豫皖根据地。走的时候，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了他两张纸条，上面写着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 “小开”（潘汉年的化名）。可这纸条没说清楚他具体是干什么的，姚子健自己也不知道，当年干的 “送情报” 的活儿，竟然是中央特科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去了电子工业部雷达局上班，档案里只写了 “参加过地下工作” 几个字。他妻子一直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制图员，儿子姚一群长到成年，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在梦里念叨 “舒兄”“JY” 这些奇怪的词。

三年困难时期，单位发了点黄豆，姚子健自己舍不得吃，换成山芋干给了单位里浮肿的年轻人。“文革” 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翻出一摞坐标纸，看不懂是什么，最后也没拿走。那些老照片和潘汉年写的纸条，姚子健一直藏在樟木箱底，没跟任何人多说。

2001 年 3 月，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在北京听了一场讲座，主讲人是沈安娜 —— 她当年也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员。讲座里提到了 “青丁线”“JY 代号”，姚一群突然想起父亲梦里的话，赶紧把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带了过去。

沈安娜一看照片，就联系了姚子健，才有了后来北京的那场见面。之后，工作人员在南京社会部的旧档案里，找到了 1934 年到 1935 年期间，代号 “JY” 的交通员记录。姚子健当场默写的接头路线和暗号，跟档案上写的一模一样。这时候大家才理清，当年的指挥链是王世英 — 王学文 — 舒曰信 — 姚子健，每一环都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