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我听王大任书记谈文艺|云南省委委员|副部长|宣传部|曲润海|王大任

我听王大任书记谈文艺

曲润海/文

王大任同志曾是山西省委多年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这个角色很不好当。王大任同志却与众不同，他已经走了多年了，人们说起他来还是亲切地称呼他大任，大任书记。

1963年11月5日，山西省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王大任同志代表省委讲话，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1964年9月10日，省文联办的读书会学员结业，王大任同志去讲话，是第一次近距离见他。

1964年省文联读书会学员，省直和太原：鲁克义、高新培、张志安、兰光斗、孔祥德、温国文、周吉生、汪远平、曲润海；大同：冯池、陆桑（曹杰）、迟之龙、李书彬（笑杨）、张永宜、余继唐；雁北：于振华、冯震复（震复）、谢庆荣、申守业（申文凡）、王杰；忻县地区：张瑞亭、刘琦、杨茂林、姜应贵；晋南：孙思义（义夫）、吴昊、张秋生（张蒙）、刘浩、柴松槐、草章（王自强）、文超万、彭洛文、杜曙波（杜广狮）、尹世明、赵文台、宋锐、刘爱都；晋中：武毓璋、陈瑞庭、王廉；晋东南：宋贵生、张海英、崔显武、赵金城。

1964年夏，忻县地区在省文联读书会学习的同志合影。左起张瑞亭、张启明、姜应贵、刘琦、邢仁让、杨满仓、曲润海、杨茂林。杨满仓、邢仁让、张启明是来看望大家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我被抽到了简报组。简报组有组长副组长，我是党小组长。每天的简报要送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人，重要的简报要报王大任同志审定，这样我就开始见到他了。

第一次见他，我报名后，他就像后来史纪言同志（当时的省委秘书长、后来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样叫我润海。头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文雅平易的领导者。这时开始叫他大任书记。

无论如何不应当钦差大臣

1973年12月，省委决定给28个产粮县和西山地区28个县中的一部分县派工作队，我被派到襄汾县。12月10日上午，省委常委接见下乡的同志。大任书记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正确对待落后。落后是相对的，落后中也有先进，过去这些地方都做出过贡献。落后班子中也有好的。人家不都是豆腐渣，我们也不都是一朵花。

二是要随时总结经验。毛主席在晋绥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那里人民的贡献。我们对历史经验要很好总结，一定要把现实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结合起来。晋西北许多县贫下中农比例划得小，团结打击的对象相对多，要采取适当方式扭转过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很好总结历史经验。

三是搞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我们下去要搞粮食工作，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防止本地干部看外来干部。我们是去帮人家，促人家，因此要学人家，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还有个上面干部和下面干部的关系。无论如何不应当钦差大臣。”

这一段是他的原话，对我启示很大。

我到的襄汾县汾城公社北膏腴大队，是当时襄汾县最大的一个大队，班子成员有能力也有毛病，工作属于中上水平，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帮人家，促人家”，因此过后多年还和村里的人有来往。

第一期结束后，我又继续在襄汾搞了一期。结束后，我不想再回省委办公厅，想去宣传部搞文艺，就给大任书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批示：“我同意，宣传部门也欢迎。”这样我就顺利地到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文学是基础工业

宣传部管文艺的副部长是卢梦同志。“文革”前他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回来后，落实为文化局长。“三上桃峰”事件后，又落实为宣传部副部长，还管文艺，管的三大块：文化局、文艺工作室（就是原来文联、作家协会的工作）、文工会（就是后来的文物局）。三个方面的事轮番研究、处理，当时他正全力以赴抓大同云冈石窟、洪洞广胜寺、五台南禅寺的维修。

马烽同志向卢梦同志汇报，要开创作座谈会，研究文艺工作室的任务，座谈如何办《汾水》杂志，需要报告大任书记。我是从办公厅来的，进出五号楼（常委、办公厅办公室所在地）方便，送报告的任务就自然交给了我。

大任书记对文学创作十分重视，他对我说：文学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搞得好，其他工业就上得快。在文艺领域，文学可以说是基础部门。有了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好的诗还可以谱曲广泛传唱。文学创作需要大力去抓。他的这个比喻，不仅说明他重视文学创作，而且点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规律。任何一门艺术，如果没有厚实的文学修养打基础，很难有大的提高。就戏剧来说，好多经典剧目都是从文学名著改编来的。绘画讲究诗情画意，也是与文学——诗紧密相关的。

他的谈话启发了我，我当即写了一篇《抓好文学创作》的短文。文中引述了他的观点，并且加以扩展，配合文艺工作会议，呼吁各级领导要注意抓好文学创作，使文学创作在整个文艺工作中能挂上号，占有适当的位置；办好文学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加强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使文学创作有个阵地；抓好文学创作，要抓好创作队伍建设。

要搞一支理论队伍

1975年11月30日，大任书记主持召开宣传部、文化局会议，讨论1976年艺术工作中全国的杂技、曲艺、话剧、音乐、舞蹈五项调演。山西省也要搞五项调演，还要搞学大寨专题调演。文化局提出，全省136个剧团，在“5.23”以前都要创作演出一个学大寨节目。学大寨专题调演，安排26台节目，每个地区三台，共2600人。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强调说：要通过调演解决学大寨的认识、感情问题。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大任书记不可能不同意这些安排，但是他不赞成一哄而上，他提出开个会，定个计划。接着他特别提出：“要搞一支理论队伍。”

这支理论队伍究竟如何搞，他当时没有讲。1976年5月28日，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专题调研期间，他接见各演出团正副领队时的讲话中讲到抓队伍建设。他说队伍建设，一是演出队伍，一是创作队伍。创作队伍本身要有理论水平。

大任书记提出：“真正提高业务，非开专业会不行。戏曲音乐也可开专门座谈会。”他不主张开一揽子理论会，不赞成“在一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还提出不要集中调演，可以细水长流。

大任书记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重视的。1979年2月中旬，山西省也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小组会的发言中提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对省委提出一些很尖锐的批评，有人建议尽快结束，不要再开大会。大任还是决定继续大会交流，第一天他首先讲话。他说：会议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办，充分把话说完，确实畅所欲言。三天半的大会发言他都到会认真听取。19日下午我发言，左右两边坐的正好是大任和贾俊。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文艺问题》，我在发言中谈到给赵树理、赵云龙、《三上桃峰》平反问题；谈了对艺术规律的一些理解，如形象思维、艺术民主、娱乐性、商品性；谈了文艺学大寨问题；谈了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发言中也有对他的一些批评，他和贾俊都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解释，大任书记还做了一些记录。由于他重视理论，对理论工作者也就特别宽容和尊重。

大任书记与我握手

成果与人才分不开

1978年1月，全省文艺工作会议，各地市管文艺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汇报情况，普遍提出人才老化、分散、特别是剧团严重青黄不接。

大任书记对大家谈的情况很重视，多次插话。他说：文艺工作主要是出人才出成果，成果与人才分不开。培养人才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办艺校。艺校不要按地区搞，要按剧种搞。演员要按大剧种培养。艺校招生要审查，到学校后再复审，不行就算了。另一方面，与教育部门商量，组织表演艺术班，在学校里弄一个班。县里办业余少艺校，在少艺校加艺术表演课。学几年后看中了可送到艺术学校去，这样可少出废品。实际上他提出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艺术教育的问题。张焕同志提议开个艺术教育会，他马上说：“将来开个艺术教育会吧。文学可以开一些专门的座谈会，如小说、诗歌等。”

此后，文艺工作室（后来的文联、各协会）就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全省艺术教育会于1978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召开，原定450人，实到1150人，开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盛会。会议期间，著名老艺术家和教师牛桂英、郭凤英、李铁英、鲍云鹏、筱桂琴、花艳君、王爱爱、郝聘芝、党中萍坐坛讲学，最后王秀兰讲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这次会议对各地市的艺术教育影响很大。各地市在校内外树立起一批名师，带出了一批高徒，基本上解决了山西省戏曲剧团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

一切创作都应该有山西的特色

大任书记领导山西文化艺术工作几十年，对山西文化艺术的家底、特色十分熟悉，见解十分独到，提出的意见就切合实际。他说：“一切创作都应该有山西的特色。有特色的东西，应总结。山西的版画、年画是很有特色的。山西的小剧种、歌曲很多。民歌、小戏能搞到的都要搞下来，照原样搞下来，内容不好也不怕，研究嘛。”“将来开个专业会研究一下。把山西音乐好好搞一下，是音乐界的事。应合起来搞一下有山西特色的音乐，老艺人的一技之长就出来了。有专业的更好，没有可以搞协作会。这是一种学术活动。”他提出赶紧把山西民间曲调录下音，再迟就没有了。当音协主席洪飞说，原来搞了几本，现在都没有了时，他果断地说：“重搞。推陈出新，没有陈，哪有新！”

当然，大任书记并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自吹自擂坐吃山空的领导者，他一向关注现实，主张艺术创新，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外为我用吸收融会，他以戏曲为例说：“不同剧种，唱法相近可以混合一起到一个戏里，不一定就不协调。”这正是山西四大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条规律。上党梆子的声腔至今还说“昆、梆、罗、卷、黄”，但并不否定它的完整性和地方特色。省歌舞剧院的《黄河儿女情》，在全国起到带头的作用，也是在山西的民歌民舞的基础上创新的。

不要随便枪毙创作

“剧本，只要是有基础的，就不要丢了，不要像狗熊掰棒子。”“不要随便枪毙创作。比如把马烽、西戎作品枪毙一个，肯定对下面有影响：‘人家大作家不行，咱算个啥！’”

大任书记爱惜人才，爱惜作品是有名的。他所以深知艺术创作不是容易的事，是由于他经常亲自看作品，哪怕是很粗糙的毛坯，他也看得很细，看了以后一般还要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不仅在山西是这样，后来到了吉林，仍然是这样。吉林省文化厅厅长给我说，从你们山西来的这位放在省长前面的书记很有水平，和我们谈创作谈得很细，不只是谈原则问题。

正是这种作风，他把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他的关系拉得很近，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就是批评也不觉得是挨整。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山西文艺界其他领导，卢梦、史纪言、刘舒侠、马烽、西戎、邓焰都有这种风度，而大任书记堪称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