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6年秋天，北京。
彭云刚刚调入总参系统，忙着安顿工作和新居。
那天他特意请了假，准备接母亲来北京常住。
她说行李早就收拾好了，还专门洗了头，换了件藏蓝色的毛料上衣。
可就在出发前的夜里，她突发脑溢血，没撑到天亮。
等他赶回去时，她已经走了。
这事儿在当年没什么人知道。
她的名字叫谭正伦，一个重庆妇女。
并不是什么烈士，也没上过报纸。
可她做过的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让人心口一紧。
当年她亲手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送进了孤儿院的门。
留下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不是邻居家的，不是姐妹托付的，是她丈夫和“战地搭档”的儿子。
这不是电影，是发生在1948年的真事。
那年重庆局势吃紧，解放军节节推进，地下党活动频繁。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江竹筠——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江姐”——准备执行一次高危任务。
她知道自己未必能回来。
她有个儿子，才一岁多，不能留在身边。
她最后找到的，不是亲戚，也不是党组织，而是谭正伦。
一个她没见过面、只是听说过的女人——她丈夫彭咏梧的原配。
江竹筠写信给她，只说了一句：“请你照顾这个孩子。”
这封信后来一直被谭正伦收在布箱夹层里，没人知道她读了多少遍。
那时候她已经带着自己的孩子彭炳忠，生活清苦，常年操劳。
她丈夫早年离家参加革命，六年没音讯。
村里人都说他可能牺牲了，谭正伦却一直守着那封老信，说“他说会回来”。
没想到，真的来了信。
带来的却不是团聚的消息，而是一个已经变了模样的现实：丈夫还活着，但已经和江竹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还有了孩子。
说实话，换成谁都难接受。
可她没有一句怨话。
没去闹，也没哭天抢地。
她只是背上包袱，带上儿子，往重庆走。
那会儿交通不便，从云阳到重庆，要经过几天几夜的舟车劳顿。
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穿街走巷，从女青年会的宿舍搬到工厂后头的小屋，又搬到废旧仓库边的棚子。
她不是不怕，是不敢不怕。
江竹筠被捕后，彭云的身份成了最大的隐患。
有一次半夜，她听见有人敲门，吓得立马抱起俩孩子躲进床底。
后来才知道是邻居来借火。
她当时整整一夜没敢合眼。
最难的是，那一晚。
她带着两个孩子，从城东绕到城西，最后停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门口。
她蹲下来，给彭炳忠塞了一块糖，那是唯一的一块糖，省了好几天。
她说：“忠儿，今晚你就在这儿，妈妈去买菜，一会儿就回来。”
孩子抓着她的袖子不松手，眼泪哗哗掉。
他小声说：“我不要糖，我要你。”
她转身跑了，没敢回头。
夜里她又悄悄折回来，躲在墙根听了很久。
听见孩子在院子里喊“妈妈”，她咬着手指，把哭声憋了回去。
后来，她真的回去接回了彭炳忠。
战争结束后，她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没偏心，也没区别对待。
她从来不提江竹筠的事，也从没跟人讲过那段经历。
直到1958年，学校组织学生看了话剧《江姐》。
彭云回家后，问她：“妈妈，江姐是不是…？”
她点头，把那张老照片拿出来。
照片上是江竹筠，年轻、清瘦，眼神坚定。
她点了三炷香，对彭云说：“这是你亲生母亲。”
彭云哭了。
他抱着她说：“那你呢？”
她只说了一句：“我不是你亲妈，但我是一直把你当儿子的人。”
那年彭云十五岁，成绩突飞猛进，后来考入哈军工，成了技术骨干。
彭炳忠也争气，考上四川大学无线电专业，做了教授。
她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孙子。
行李收好了，火车票也买了，却在出发前的夜里倒下了。
火化那天，兄弟俩没请别人念悼词，只在墓碑上刻了五个字：母亲 谭正伦。
参考资料：
何立波主编，《中国革命史资料丛书·江竹筠烈士传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地下党斗争史料选编（上卷）》，重庆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彭咏梧家属口述史整理，《彭咏梧烈士纪念资料汇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庆市志·人物志》，重庆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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