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5日清晨，北京阜成门外的寒风割脸，一位身着灰布棉袄的小伙子扛着两条腊肉、挎着半麻袋红辣椒，站在铁道部高大的石台阶下打量门口的警卫。路边行人匆匆，他却不敢上前。几分钟前，他已经被拒之门外一次。对方只丢下一句：“内部机关，闲人免进。”小伙子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又走向传达室，“同志，我找滕代远部长，他是我父亲。”
警卫皱眉：“别闹了，部长哪有在大院门口接人的道理？”话虽如此，他还是拿起电话向办公楼核实。两分多钟后，电话那头传来肯定答复，警卫的表情瞬间僵住，随即换成敬意：“跟我来。”于是，一段旷日二十四年的父子相认，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小楼里拉开序幕。
滕代远正审阅铁路修复进度表。听说“一个自称儿子的小伙子”到了，眉头微动。他放下铅笔，低声吩咐：“把人带进会客室，顺便准备一壶热水。”他心里清楚，湘西麻阳到北京长途跋涉并不轻松，尤其在全国粮食紧张的当口。走廊里响起脚步声，门推开，年轻人把腊肉放在地上，拘谨地喊：“爸——”声音微抖。滕代远没有先伸手，而是开口发问：“老宅子的堂屋朝哪边？后山的那株枫树被雷劈过几回？”这一连串问题像连珠炮，警卫听得一头雾水，年轻人却对答如流。几分钟后，滕代远才轻轻叹了口气，道：“你果然是久翔。”语气依旧克制，没有影视剧里的热泪，但那一声“果然”已把爱意压在心底。
对父亲，久翔想象最多的是“带兵打仗的大官”。现实却给了他另一副画面：案头堆满文件，茶缸里泡的是枯黄茶梗，窗台上搁着半碗冷窝头渣。警卫小声提醒：“部长一早就忙到现在，饭还没顾上吃。”那碗粗粮窝头让湘西小伙子惊讶——在老家，这种混着野菜的冷馍是最下等的口粮。“原来父亲过得比咱村里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久翔心里嘀咕。
来京前，他打过小算盘：若能靠父亲的面子在北京找份差事，日子也许就翻身。饭桌上，他鼓足勇气提出想留下工作。滕代远放下筷子：“按理该帮，可你是我儿子，就更不能开这口子。咱们是共产党人，群众盯着呢。”语调平静，却没有回旋余地。客厅里一时沉默，只有煤炉子噼啪作响。
久翔在北京停留半月，父子俩抽空逛了北海、颐和园。他暗暗观察，父亲出门只坐吉普，身边带两名工作人员，从不接受招待所的特殊供给。临别那天，滕代远拿出一个粗布包裹：“带回去吧，都是我打游击时穿过的旧军衣。”久翔愣了，他原以为能带些紧俏物资回乡。车站月台上，父子无言相对，汽笛响起，列车缓缓启动。兜里除了回程车票，只剩1块5角。
回到麻阳，祖母谭桃秀盯着那堆旧军衣，又看看空空如也的粮缸，忍不住念叨：“你爹真没给点票子？”久翔摇头，老人反倒释然：“算了，龙兆不搞特殊，咱也别指望。”她说这话时，秋风吹动屋檐下成串的辣椒，红得扎眼。
没过几年，麻阳建立初级社，久翔家里劳动力短缺，年年“超支户”。他再次写信求助。北京回信不多字：“自力更生，暂寄三十元，度过饥荒。”钱确实寄到，但信末的两行字更扎心——“不要倚赖。”滕代远寸金必省，仍咬牙把钱凑出来，林一在旁抿嘴没吭声。
1960年，国家三年困难最艰涩的当口，老人谭桃秀去世。儿子没能返乡奔丧，只电报一句：“丧事从简。”手下干部劝他请假，他摆手：“铁路运输吃紧，一天都耽搁不起。”夜里，办公桌灯火常亮，警卫记得部长那段时间衣服愈发宽大。
也是在这一年，久翔因营养不良浮肿。春节前赶到杭州探亲，他看见父亲比北京时又瘦了一圈。弟弟悄悄告诉他：“爸妈隔三差五上郊外割桑叶、柳叶，蒸窝窝头充饥。”久翔刚端出的咸菜坛子被父亲抱在怀里，滕代远满目是真诚：“这东西好放，能下饭。”
1963年以后，城市供应逐步恢复，但滕家饭桌依旧主打粗粮。有人劝滕代远改善伙食，他摆摆手：“干部不能忘了那几年怎么过的。”时间往前走到1973年，久翔第三次进京，发现父亲身患重疾，仍坚持每顿一个黑窝头。劝阻无果，老人只是淡淡一句：“毛主席那时都这样，我没理由例外。”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病逝。讣告上的职务一长串，与麻阳乡亲记忆里的龙兆并无二致——能吃苦，不讲排场。久翔依旧留在县里基层，他的孩子在泵厂、在学校、在乡镇卫生所各自谋生，没有一个“走后门”进城。家里仍挂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衣，袖口磨得发亮。
路过的后辈偶然好奇：“这是国家一级干部的衣服？”郭香菊把衣服抖开，轻声答：“这是勤俭的种子。”话音落地，院子里的柿子树晃了晃，落下几片干叶，像是给两代人朴素到骨子里的选择做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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