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始末：国民党是如何在台湾失去民心的|二·二八”事件|陈仪

现在回顾“二·二八”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这是由于“二· 二八”曾是台湾最重最深的历史伤痕，也曾是政治仇恨、社会对立、族群冲突、蓝绿对抗、群众动员等的焦点。它曾是历史最敏感的一根脊椎神经，一碰就全身颤抖，伤痛至极。

如今66年过去了，台湾也历经了两次政党轮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们反而能从更远的历史的距离，用安静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视这一段历史。因为在长远的“时间之镜”下，我们都只是大历史的一个倒影，我们没有仇恨的本钱，只有互相悲悯的观照。

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续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总和，也反映出一个殖民地社会如何回归转型的艰难历程。它既有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如何重新融合的课题，更有各种阶级矛盾、族群冲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残留如何转化等的交缠纠葛。

台湾人的希望与失望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投降的“玉音”在全台湾放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长官公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勉力维持秩序，以待国民政府来接收。此时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报复行为开始发生。起初报复当过“日本走狗”的台人，后来也报复日本暴虐的统治者如警察。但大体还维持良好秩序，台湾并未失控。唯有日本统治后期的物资配给控制完全失灵，为取得生活所需，黑市兴盛。小偷去偷农民的稻米牛鸡，不时发生。

有鉴于此，过去的本省地方领袖被推出来作为领导者，以安定社会秩序，等待政府来接收。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抗日的英雄，尤其是坐过日本人牢房的知识分子，才能得到社会的敬重，在无形中领导台湾渡过难关。

然而，群龙无首仍难管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才能统合混乱的地方团体。

台湾义勇队第一批回台的副队长张士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副主任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来台，就起了绝大的作用。他在台湾各地会见抗日领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组成各个地方分团，使各地临时性的地方领导者可整合于组织之下，以维持全台各地的秩序。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问题，更不了解国共内战的历史，此时正怀抱着热情，等待“祖国政府”的到来。

这一段时间不长，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却让台湾人有一个自治的机会。尤其具有理想的抗日知识分子，更充满热情，怀抱着对建设台湾未来的想象，有如等待故乡的父兄一般，等待祖国的来临。他们未曾料到的是，来接收者竟是如此素质，如此的政权。

“二·二八”的受难者陈明忠形容，光复初期，台湾人成群结队，拉红布条，以迎王师的心情，兴高采烈，在基隆港欢迎国民党军来接收；但看见上岸来的国民党军，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只见一群拖着破包袱，扛着旧枪，后面带着铁锅碗瓢，脚缠破布绑腿的国民党军，垂头丧气地走上基隆海港。他们简直无法相信就是这个军队打败了日军。当时任何一个日军的配备、武器都比国民党军好太多了。

于是充满回归祖国兴奋之情的台湾人，以一种善意来加以解释： “你不要小看国民党军，他们穿布鞋打绑腿，是为了绑上铁块，训练腿力练轻功；他们的锅碗瓢盆，是为了随时可以上场作战，当挡箭牌……” 当年在现场迎接国民党军的许金玉说：

“那时，看见部队脏成那样，有人就说，这样怎么能打仗？可是我心里想，八年抗战真艰苦，把他们磨成那个样子，阿兵哥真可怜，又干又瘦又脏，他们为国家受苦了……” 然而，善意的解释很快破灭。现实是一个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公务员、特务们，以及充满互为矛盾斗争的政治群体，来统治台湾。

国民党军的素质，在大陆已经是恶名昭彰。在台湾也未曾稍有改善。他们强占民宅、调戏妇女、强取民间物资、白吃白喝、贪污公款、横行乡里；加以行政长官公署陈仪手下有所谓的“四凶”，以统制物资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恶行恶状，大至金融汇率、所有贸易、米粮物料，小至民间小小烟酒营生贩卖，都要以统制管理为名，剥几层皮。再加上工业经济崩溃，战后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业，流落街头，只能做做街头小贩，却还得被取缔抽税，查缉没收，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台湾早已像一个愤怒的火药库。

台北街头的“导火索” 卖香烟的妇人林江迈只是一点星火，不料她却点燃了整个火药库。

林江迈长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贫困，从桃园来台北卖香烟，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她的孩子都留在乡下读书，唯有女儿林明珠因为重男轻女观念，觉得不必让她读书，于是带来台北做伴。日本统治时代，台湾实施烟酒专卖制度，所有烟酒皆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营。

1945年光复后，管制一度放松，民间开始私自经营，小做小卖，以渡过失业的难关。不料国民党政府竟维持旧规，不仅实行烟酒专卖，还加强取缔民间小贩，这引起很大民怨。

更恶劣的是，政府专卖烟酒品质低劣，高品质烟酒皆被私下转手，私烟私酒当然盛行。林江迈是在重庆北路、圆环一带兜售香烟维生。当时是记者的周青受访时说过，这地方有不少酒家(当时有女侍陪酒的餐厅)，门外有些年轻力壮的保镖，他们保护酒家，却也看尽许多官商勾结、朱门酒肉臭的场景，看到政府公务员(他们穿的中山服有几个大口袋，人人讥讽说是用来装红包的)在此花天酒地，台湾人却贫困不堪，心中不平。林江迈和许多卖私烟的人来此兜售香烟，是很正常的。当时10岁的林明珠还记得，这些酒家门外的弟兄，看他们孤儿寡母，也很义气照顾他们。

当时私烟是用一个木盒子装着，以一条带子两头拉住，捧在胸前，到处走动兜售。2月27日这一天傍晚，缉私烟警到处查缉，到了万里红酒家附近，烟警五六个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开始抓人，机警的烟贩都跑了，只有林江迈手脚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叶得根，没收了她的香烟盒，准备整个拿走。没收香烟就算了，取走烟盒子等于没收了她的营生，她大哭起来，跪在地上，拉住烟盒子不放手。这烟警竟用枪柄一把打倒她。林江迈当场喷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儿在一旁哭泣，呼叫妈妈。

旁边围观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怜孤儿寡母，莫不激愤，群情激动地围住烟警，想抢回香烟。几个烟警更紧张了，一心只想挣脱包围，就向前冲，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众在后面追。其中一烟警叫傅学通怕被追上，回手就开了两枪。不料其中一枪竟打死一个当地二十岁青年陈文溪。群众更加激愤了，一起喊 “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带的人群呼喊起来，整个冲突就爆发了。烟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随后冲入，但他们已把烟警转移到警察总局。群众再追到警察总局，他们又转移至宪兵队。人群愤愤呐喊“严惩凶手”，无效，只能在宪兵队外抗议。

次日，由死者家属和抗议民众所组成的游行队伍，约有两三千人，从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发，沿路大鼓助阵，高喊“严惩凶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议，再转至台北烟酒专卖分局，他们冲入其中，殴打数名职员，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烟酒存货，焚烧抗议。高喊“打倒陈仪腐败政权，严惩凶手”。

随后，转往烟酒专卖总局，由于大门紧闭，人群在外墙贴上标语，就转往现在位于忠孝东路通知各县市成立分会，并向工商银行强提2000万元以供该会的经费，同时藉由广播，宣传各地现况，以互通消息。

为了和陈仪政府协调解决方案，3月5日处理委员会决定该会的组织大纲，并通过政治改革案，其要点包括：

一、公署秘书长及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处长及法制委员会过半数之委员应以本省人充任；二、公营事业归本省人负责经营；三、立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四、撤销专卖局；五、撤销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六、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七、保障人民生命身体财产之安全。

从要求的要点，也可以看出当日台湾人饱受歧视待遇及压迫，渴望民主自治的心愿。但处理委员会乃是各方民意领袖的总合，本身即意见分歧，同时，陈仪政府也派人加以渗透，因此3月6日，处理委员会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的九项要求，内容与前述雷同，但条件提得更高；并以台湾省参政会的名义致电中央政府。

（陈仪，左二）

是日，陈仪做了“二·二八”事件后的第三次演讲，宣布尽可能采纳民意要求：一、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二、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并希望民意机关推选适当人员；三、各县市长定7月1日民选。此一宣布，等于陈仪完全同意了委员会的要求。如果双方获得结论，事件应可平息。但陈仪的策略不在于此，而是暂时先答应要求，拖延时间，等待南京政府派出的二十一师军队的到来。同时他策动内应，故意在处委会提出各种新的要求，以至于3月7日后，又重提出四十二条要求，如此一来，等于推翻了前面已获得的协议，一切重来。

然而四十二条要求太过繁琐且政治陈义太高，授陈仪以“逾越政治改革，想谋反”的把柄。

3月8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抵达基隆，当晚，陈仪态度丕变，强硬宣布戒严，开始全台的镇压搜捕。由北至南，国民党军一路以机枪扫射镇压，造成民众死伤无数，而宪警则随后进行搜捕。加以有人趁乱夹怨报复，告密陷害，利用战乱无法律审判，造成许多冤错伤亡。

更惨的是“二·二八”之后的肃清，许多参与“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知识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领袖、地方士绅，甚至文学作家、医生、艺术家都遭到毒手。嘉义画家陈澄波突然被抓走枪决，就是一例。当时在邮政总局上班的许金玉记得，被扫射过后，北门附近的牌楼边上，挂了许多血迹，洗也洗不掉。总之，“二·二八”事件发生不过10日，其后的镇压杀戮，却造成全台混乱，死伤惨重，成为台湾人心中永难磨灭的伤痕。

至今隐痛的暗伤

“二·二八”之后，台湾人从渴望重建，充满希望的乐观，变成痛苦失望，充满恐惧悲苦。这个悲苦的调子，主导了战后的台湾反抗运动，直到20世纪结束，还未停止。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也了解镇压过了头，民怨积压太重，为了缓和紧张关系，且为了内战的需要，很快调走二十一师，在大陆招募比较年轻的青年军来台，试图改善。但政府仍在台湾展开“清乡运动”到处搜捕。参与反抗的各地领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枪决，其余参与者则遭到通缉。台中的领袖谢雪红及其干部，台北市处理委员会的一些领导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转大陆，投靠旅居大陆的台湾人。他们不甘心，乃决定组成一个长期性的组织，在海外进行反国民党的运动，于是有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

然而，历经如此重大的镇压屠杀，参与者又是如此之众，就算国民党当局清乡，也不可能逮捕净尽，沸腾的民怨岂能一时平息？更多的幸存者岂能恍若无事？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国民党当局。当人们的目光转而凝视中国的现实，一场内战的风暴也正在中国展开。

整个台湾反抗运动，于是走向下一个阶段。台湾民众认知到有“两个祖国”，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祖国”，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台湾自日据时期即有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台共等左翼社会运动组织，虽然有一些领导者流亡大陆，但台湾的社会基础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湾的反抗运动与大陆合流，成为国共战争的一环。像农民组合领袖简吉，就担任中共地下党的山地委员会负责人。

“二·二八”的结果，是让反抗运动彻底走入地下，并与国共之争合流。

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溃败迁台，为了保住台湾，蒋介石展开新一轮的清乡，大量逮捕所谓“匪谍”嫌疑者。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原则下，所有与地下党有往来的人，不管知情与否，一律牵连逮捕。举凡青年读书会、被密告思想有问题的人、嫌疑人联络过的亲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狱，株连之广，手段之残忍，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怖。

有些青年只是阅读1930年代鲁迅、沈从文小说，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满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连一个罪名都没有。

当时“白色恐怖”这名词还未出现，人们无以名之，并且这些被逮捕者大多与“二·二八”有牵连，从民间角度看，这整个历史是延续的。民间于是以“‘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这一段历史命名。这便是为什么“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被形容为数万人的原因。因为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相加，确实超过数万人。

1950年代后，戒严体制镇压了所有异议的声音，“二·二八”成为一个禁忌的名词，不许民间或任何媒体加以讨论。然而这是一个暗伤，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它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只要召唤它，那百年来被压抑在地底的无奈与悲苦便倾泻而出，召唤出集体的伤痛，进而凝聚出力量。乃至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对运动的政治动力。

直到台湾的民主化逐步实现，“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开，整个社会终于直面了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