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在讨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时，为体现范畴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常将“范畴”与“概念”“术语”等名目作刚性区分，如认为在古代文论中，范畴数量小而概念、术语数量多，范畴范围窄而概念、术语范围广，范畴研究的应该是那些能反映普遍问题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等。基于这种认识，出现诸如“味”是范畴，而“韵味”“滋味”“意味”“兴味”等则属于概念等生硬说法。思路混乱源于对“范畴”和“范畴研究”方法的模糊认知与误解。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并称古希腊三杰，著《范畴篇》 资料图片
何为“范畴”
“范畴”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学术概念，是古希腊语“katēgoria”、英语“category”、德语“Pradikamente”等的汉译词。尽管西方学界对“范畴”一词也有不同理解，但自亚里士多德创立范畴论至当代，其基本用法是一以贯之的，即“范畴”总是对某个对象的分类说明，反映的是一个词与其说明对象的“述谓”关系，具有“谓词”性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范畴”具体指“人”“马”等，“时间范畴”具体指“昨天”“去年”等，“关系范畴”具体指“一半”“二倍”等。在20世纪波兰学者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的《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一书中，“概念研究”与“范畴研究”也被区分得很清楚。其第四章“美：概念史”主要梳理和辨析不同历史阶段对“美”的概念的种种界定以及据此建立的美的理论，而第五章“美：范畴史”则主要介绍“美”的具体类型，如“适当”“装饰”“标致”“雅逸”“微妙”“崇高”“双重之美”“古典之美”“浪漫之美”等。因此，依照西方学界关于“范畴”的理解，前面所说“韵味”“滋味”“意味”“兴味”等理所当然应属于古代文论中的“味”类范畴，且不妨碍它们同时也可被称为“概念”，至于“味”一词本身自然也可归属于更高一级概念（如“审美鉴赏”）之下的范畴。由此可知，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区别于“概念研究”之处，不在其数量多少，更不在其使用是否普遍、作用是否重要，关键在于研究者从什么角度、根据什么关系来理解这些词语：如果研究者着眼于内涵、外延及其历史演变，此即“概念研究”；如果研究者着眼于从属和分类关系，此即“范畴研究”。由此可见，范畴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将一个个名词置于完整而系统的类属关系中进行整体定位和具体分析，从而避免在阐释中用主观感受替代严谨的学理分析、用个例层面的体会领悟替代系统的理论探究。
如何研究
只有把握范畴研究的基本特点，才能真正发挥范畴研究的优势，从而将很多模糊笼统、聚讼纷纭的问题置于一个清晰的认知思路和框架下，以获得对相关术语有理有据的通解和共识。如关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说的阐释，这是“龙学”和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争论最多、歧解最多的一个问题，研究者往往依据古人在不同文本中的表述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如果研究者能自觉从“范畴研究”着眼，便可形成层次清晰、稳妥可靠的综合性研究思路。首先，《文心雕龙》存在着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论文思路，即以“言—意”二分为基础的文体结构论，如《诠赋》篇的“词—义”二分、《情采》篇的“情—辞”二分、《镕裁》篇的“意—事—辞”三分、《附会》篇的“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四分等，而根据《风骨》篇的论述，如“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等，可以明确刘勰“风骨”说的基础就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言—意”二分、“情—辞”二分，而“风—骨”与“情—辞”“言—意”等都同样属于成组成对的文体结构范畴。从《文心雕龙》的文体结构论来确定“风—骨”这对范畴的基本性质，自然可避免被故弄玄虚的“不可知论”所惑。其次，在文体结构范畴这一基本归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通过文体结构范畴的内部比较，明确“风—骨”这对范畴相较“情—辞”“言—意”等通用文体结构范畴的特殊内涵。刘勰之所以在“情—辞”“言—意”等常见二分式文体结构的基础上，特别提出“风—骨”二分式文体结构，乃是针对文章写作中常见的“瘠义肥辞”之弊和追求“新意奇辞”的现象，对情意和言辞分别提出了更具体明确的要求：一方面，文章抒情表意要真诚深刻，富有感染力，刘勰把这种鲜明、深刻而有力的情意譬喻为“风”；另一方面，文章结言铺辞要端直精练，刘勰把这种端直精练的言辞譬喻为“骨”。这样一比较，“风—骨”范畴与“情—辞”“意—言”范畴的联系和区别就明晰了，“风骨”范畴的含义也就清楚了。此外，因为刘勰所说的“骨”是为了克服“肥辞”“芜辞”之弊，特指端直精练之辞，所以刘勰又在“风—骨”结构上，增加了“采”这一要求，即要求文辞端直精练之外，还应有藻饰之美。总的来看，《风骨》篇不仅为中国文体结构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风—骨—采”三分模式，而且为“文体结构”类范畴增加了“风”“骨”“采”“风骨”“骨采”等一系列新成员。
从范畴到体系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 资料图片
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可以看出，其建立“范畴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一种语言中数量众多、音义纷繁的所有“非复合词”，纳入一个全面而有序的分类系统中，以进行整体把握。换言之，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是关于古希腊语的所有“非复合词”的体系论。因此，范畴论的产生内在地与体系论紧密相关，其后西方诸多哲学体系中的范畴论也印证了这一内在关联。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以四类十二个知性先验范畴为基础框架建立起其先验论哲学体系。与此同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也与古文论体系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只有那些自觉从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出发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范畴研究”。若参照《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体系完备的文论经典，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大体可分为文原论范畴、经典论范畴、文体论范畴、文术论范畴、结构论范畴、作家论范畴、评鉴论范畴、通变发展论范畴等，而从其文论体系着眼进行《文心雕龙》的“范畴研究”，即相当于将一个个分散的文论概念纳入明确的理论体系中，使其获得相对确定的理论“身份”。如“情”在《文心雕龙》中使用非常广泛，可以分属于文体论范畴、文术论范畴、结构论范畴、评鉴论范畴，而在不同范畴中又因其“身份”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明诗》篇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情”是与“志”相互融合的，体现了自然人性与社会政教的统一；《情采》篇的“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体情之制”与“逐文之篇”的对比，强调的是“情”相对文采的本体性、内在性和真诚性。由此可知，文论研究中的“范畴研究”就这样将总体性与差异性、体系性与具体性、变化性与确定性统一起来，而这也正是“范畴研究”的学术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体学与现代文体学建构研究”（24&ZD2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唐萌
新媒体编辑：程可 心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