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始于一种惊奇：为什么有存在，而无不存在？同样的，精神分析也始于惊奇，不过是不同的、更加人类学的一种惊奇：为什么人类如此混乱？为什么人类如此非理性、不透明、费解？为什么我们不断地逃离（社会的或职业的）集体？即使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害怕被拒绝，所以在集体拒绝我们之前先拒绝它——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不断重复这种做法。
虽然对人类行为的不可理解性感到惊奇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种惊奇今天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特别是对于近些年刚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我们。针对公共卫生措施的武装抗议、警方对黑人的暴力、广为流传的2020年大选的各种阴谋论、美国公民进攻美国国会的奇观、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这一年来的看似不可理解的事件，有理由让人思考，为什么人类不断用非理性的方式行动？
在回答这个问题上，精神分析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塞巴斯蒂安·加德纳认为，精神分析是目前为止对非理性的最好解释。那么，行为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虽然它们的发现可能很有意思和有用，但是，它们局限于解释理性的选择和决断。与其相反，乔纳森·里尔在《开放思维》中说：“在精神分析看来，人类的非理性不光是无法做出连贯一致的选择。有时候，非理性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侵扰，它压倒了理性，摧毁了理性。有时候，非理性是一种疯狂的方法。”因此，我们有理由继续借助精神分析来寻找答案。
但是，由于精神分析对非理性的关注，它向来与哲学学科（至少主流哲学认为自己是理性的阵地）关系紧张。虽然欧陆哲学家不那么轻视精神分析，但是，对精神分析的怀疑，依然同时存在于分析/欧陆哲学之中。二者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一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最终殊途同归。
在分析哲学看来，对精神分析的主要批评是波普尔式的：因为精神分析是不可证伪的，所以它是不科学的。波普尔认为，想要变成科学，理论必须做出可以在经验上证实和证伪的预测。精神分析考察的是不可见的、行动者无法把握的那些动机，从而解释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包括微不足道的（笑话、口误）和不透明的（梦境、无意识）行为。因此，精神分析实际上脱离了经验的验证。假如理论的一切发现都可以用理论的其他方面（比如，未揭示的无意识含义）来解释，那么，此理论就脱离了各种矛盾的证据。这样一来，它也就失去了预测的能力，失去了科学的资格。
可是，显而易见，只有我们的目的是捍卫精神分析的科学资格，这种批评才有用。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反对这一点。稍后我会论述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本人热衷于让精神分析成为一门有效的科学。虽然这一点没有体现在文献上，但是，弗洛伊德了解这种波普尔式的批评。他在1937年的《分析中的建构》中作出回应：
在给病人解释时，我们依靠“开头我赢，结尾你输”这个著名的原则治疗他。那就是说，如果病人同意我们，那么这个解释是正确，但是如果他否定我们，那仅仅是他的阻抗的标志，再次地，这个阻抗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弗洛伊德首先提醒读者，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处理被压抑的素材，从而缓解神经症状。被压抑的素材的各种碎片，出现在梦境中，出现在病人的自由联想中，出现在病人的情感重复中。分析师的任务是“从被落下的痕迹中辨认出被忘记了的东西，或者更正确地说，去构建它。”弗洛伊德认为，解释、建构的工作，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已毁文明的碎片，从而重建文明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不同的是，分析师直接地、持续不断地接触病人。
尽管如此，分析师如何判断他的建构的对错？当分析师向病人给出一个解释，是不是“开头我赢，结尾你输”？我们不能认为，说“否”是病人的阻抗的标志，他其实想说“是”。事实上，病人的“是”可能是完全肤浅的（无意义的）或虚假的（掩盖更深层的真理）。
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是”和“否”都没有价值，除非得到后续的分析过程的间接证实。在病人说“是”的情况下，这种间接证实可能是新的回忆、梦境、联想。在病人说“否”的情况下，这种间接证实可能是某个口误。只有后续的分析过程，才能揭示建构的价值。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证实，但是这种证实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分析过程得出：神经症状的缓解、生机和活力的实现、病人的自由的提升。从实践角度看，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精神分析的解释、建构的对错，可以“在经验上”验证它——精神分析对病人有没有改造效果？病人是不是“对分析师的话无动于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否定精神分析，像里尔在《开放思维》中所说：
有这样一种全球通用的对精神分析的反驳：如果人们随时随地都用理性和透明的方式行动，那么，人们很容易认为精神分析是垃圾。正是因为人们以离奇古怪、损人不利己、连自己都搞不明白的方式行动，所以精神分析才引人注目。
虽然我认为这种反驳令人信服，但是，把精神分析视为（波普尔意义上的）科学是错误的。虽然精神分析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受临床实践的启发，但是，它的目的不是找出人性的普遍规律，而是人的经验的意义和解释。由此一来，从实践角度看，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提高分析师的预测能力，而是让病人改变与自身、世界、他人的关系。承认精神分析不是科学，不是说精神分析是无意义和无用的，而是说它的哲学价值与它是不是科学无关。
尽管如此，波普尔的后继者可能会说，精神分析在临床上被抛弃了，在经验上被推翻了。因此，用精神分析来阐述某种心灵理论，就像用占星术来阐述一种宇宙理论。可是，认知行为疗法或精神药理学，真的取代精神分析了吗？之所以有人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假定二者是追求同一目标的两种手段。就像里尔说的，这种假定是错误的：精神分析实际上追求的是截然不同的目标。虽然三种疗法都试图缓解心理痛苦，但是，精神分析超越了这一点，“帮助我们更明确、更灵活、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我们的目标”。换句话说，像玛丽·鲁蒂在《脆弱事物的世界》中所说，精神分析追求的是“好的生活”的问题。假定认知行为疗法或精神药理学是追求同一目标，是一种范畴谬误。
至于说精神分析在经验上被推翻了，这一点还不好说。新兴的“神经精神分析”领域正在考察，神经科学的发现能不能证实、阐述、修改、扩展精神分析的概念。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像里尔一样认为精神分析首先是对无意识意义的解释，那么，我们还不能说它在经验上被推翻了。这种说法就像是诗歌在经验上被推翻了。虽然神经科学或许能告诉我们阅读诗歌时大脑的哪个区域会发光，但是，这不等于推翻了诗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经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精神分析。二者顶多是针对同一个对象（心灵）给出互补的视角。
从欧陆哲学角度看，对精神分析的批评是福柯式的：精神分析是道德排斥、规训控制、性规范的工具。福柯早期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心理学和哲学，1950年代在一家精神病院做研究，当时弗洛伊德的影响如日中天。就像迪迪埃·埃里蓬说的，作为身处天主教法国保守文化中的同性恋者，福柯承受了深深的心理煎熬。因此，当他书写心理疾病的历史（《古典时代疯狂史》）和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性史1：认知意志》），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虽然《古典时代疯狂史》错综复杂、卷帙浩繁，但是，我们可以说，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一连串排斥的机制和实践中追溯精神病学的兴起，质疑精神病学的科学客观的主张。福柯认为，“大禁闭”对非理性的排斥——把疯子、“越轨者”关在“收容所”里——首先出现，然后出现了精神病学的话语，从而为排斥和紧闭辩护。换句话说，所谓“科学”知识的基础，其实是“对于非理性的道德经验”。精神病学的后续的发展、完善、进步，之所以无法为这种排斥辩护，恰恰是因为这种排斥基于道德判断，而非科学判断。
在这本书中，以及在所有作品中，福柯对精神分析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
一开始，他区分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认为精神分析试图恢复与非理性的对话：“精神分析所涉及的问题，完全不是心理学。它牵涉到的是一个有关非理性的体验，而心理学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便在于遮蔽这项体验。”
但是，福柯后来把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放在一起，指责它们没有倾听非理性的声音：“医生作为一个具有异化力量的形象，仍然是精神分析的关键人物。也许正是因为精神分析没有取消这个终极的结构，而且还把其他结构集中到它身上，因此它不可能倾听非理性的声音。”于是，就像德里达所说，福柯所说的“公平对待弗洛伊德”是自相矛盾的。
在《性史1：认知意志》中，福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没有这么模糊，但是，其中的批判与之前的评价产生了冲突。在《性史1：认知意志》中，精神分析被描绘成一种现代的忏悔，主体被迫欲望的真相，希望摆脱性压抑的束缚。虽然精神分析把自己表现为一种解放话语——通过对压抑力量说“不”，我们可以对性说“是”——但是，它其实是性装置的一部分。这种装置让个体服从规划、规训、性君主制，从而把个体建构为主体。
评论家有时认为，这种明显的矛盾是因为，福柯早期热衷于精神分析，后来转而批评精神分析。有些人认为，福柯的批判针对一类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而不是另一类精神分析（拉康）。福柯本人给出了不同的理解，从而捍卫他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的某些方面。在1977年的谈话《肉欲的忏悔》中，福柯表示，我们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性，以及性对于精神症的作用：“精神分析的力量在于，它敞开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即无意识的逻辑。”
福柯说，这种力量不是拉康独有的，而是早就出现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的逻辑，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体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这是精神分析的深刻洞见。虽然精神分析关于性发展的理论与规范化的规训实践（normalizing disciplinary practices）有关，但是，精神分析的这个层面，可以与无意识逻辑的革命性的哲学内涵区分开来。我们可以推崇和赞赏后者，同时批评前者。
毫无疑问，这种回应没有解决福柯早期对精神分析科学身份的批评，而且没有打消福柯对医生的道德权威的担忧。除此之外，这些批评与波普尔的批评殊途同归。福柯和波普尔都关注精神分析的科学身份（尽管福柯批判的是一切精神病学）。不过，福柯立足于历史，而波普尔立足于逻辑和概念（由于波普尔坚持历史解释的“贫困”，他只能这么做）。不仅如此，福柯和波普尔都认为，精神分析依赖于分析师的权威形象：波普尔认为，分析师用伪科学恐吓不情愿的病人。福柯认为，分析师的科学权威是伪装的道德判断，目的是规训和压抑“越轨者”。
即使我们同意福柯和波普尔的第一个观点，精神分析对哲学来说依然很有价值。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权威的分析师。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福柯关于性发展和无意识逻辑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越严肃地看待无意识的逻辑，就越怀疑我们能否完全掌握自我，完全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
就像玛丽·鲁蒂所说，无意识在主体内部产生了永远无法弥合或消除的分裂，哪怕我们有办法应对这种分裂。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病人，也适用于分析师。精神分析超越弗洛伊德的一个地方在于，它考察分析师自身如何卷入分析过程心理冲突和情感转变——所谓的“反向移情”。就像乔尔·怀特布克所说，弗洛伊德之后对反向移情的强调，显著打破了（正常的、健康的）医生与（患病的、反常的）病人的区分（这种区分，恰恰是福柯的指责）。因此，这种现象打开了精神分析与非理性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福柯认为弗洛伊德建立了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无意识的逻辑不仅截然不同于性发展的规范化理论，而且有深刻的反规范内涵（anti-normalizing implications）。
精神分析当然不会把心灵/主体理论的所有要素赋予哲学家。同一切理论一样，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精神分析。但是，精神分析可以阐明我们周遭的各种非理性、不可理解的事件，同时提供关于“好的生活”的新视角。哲学家们应该（重新）转向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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