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迟来的孝心
我叫刘娟，今年四十二，是个会计。我老公叫张大勇，跟我同岁，开了家小装修公司。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从校服到婚纱，感情一直挺好。就是日子过得忙，像上了发条的陀螺，停不下来。
大勇是农村娃，靠着自己咬牙拼出来的。他爸妈，也就是我公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我们俩供出来不容易。公公张富贵，年轻时候是村里的能人，当过生产队会计，脑子好使，就是脾气倔。婆婆李秀兰，典型的农村妇女，贤惠，话不多，一辈子围着锅台和老公孩子转。
我和大勇在城里站稳脚跟后，接老两口来住过几次。他们住不惯，说城里关门闭户，邻居都不认识，憋得慌，没待多久就闹着回老家了。我们只好按月寄钱回去。
三年前，公公开始有点不对劲。先是忘事，煤气灶忘了关，出门忘了带钥匙。后来发展到在村里转悠，找不到回家的路。带去医院一查，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这病没法治，只能吃药延缓。婆婆一个人在老家照顾，越来越吃力。我和大勇商量后，硬是把他们接来了城里，跟我们一块住。
公公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差不多，还能跟你聊聊村里的新闻。坏的时候，连大勇这个亲儿子都认不出来，管他叫“村长”，嚷嚷着要下地干活。婆婆整天守着他，头发眼看着就全白了。大勇看着心里难受，公司忙，陪老人的时间少，总觉得亏欠。
今年开春，大勇接了个大单子，挣了笔钱。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推推我：“娟儿，咱带爸妈出去旅个游吧？”
我迷迷糊糊：“旅游？爸这情况，能行吗？”
大勇叹气：“就是怕以后……更没机会了。我爸这辈子，最远就去过省城。我妈念叨过好几回，说在电视上看日本挺干净，樱花好看。咱带他们去趟日本吧，近，环境也好，让爸妈也开开眼。”
我听着心酸，答应了。这事儿定下来，婆婆高兴得直抹眼泪，说拖累我们了。公公那阵子正好清醒点，听说要出国，孩子似的咧着嘴笑，反复问：“真坐大飞机？上天？”
手续办得挺顺利。我们报了个高端定制小团，就我们一家四口加个导游，方便照顾。出发前，我把各种药分门别类装好，又反复跟导游和航空公司沟通了老人特殊情况。
一路上，公公还算平静。飞机起飞时，他紧紧抓着扶手，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窗外的云海，嘴里喃喃：“老天爷，真上天了……”婆婆坐他里边，一直握着他的手。
到了日本，确实干净，秩序井然。导游带我们逛东京塔，浅草寺，吃寿司，公公看什么都新鲜，但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眼神有点茫然，需要人牵着走。婆婆倒是放松了不少，脸上有了笑模样。大勇忙着拍照，换日元，跑前跑后，我看着他们，心里那点担心慢慢放下了，觉得这钱花得值。
在东京玩了几天，我们坐新干线到了京都。导游说，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保留了很多唐朝风格的老建筑，更有味道。安排我们住在祇园附近的一家传统旅馆，说晚上可以逛逛花见小路，运气好能看到艺伎。
入住那天晚上，吃完饭，公公有点累了，想回房休息。婆婆陪他上去。我和大勇觉得时间还早，就跟导游说，想推着公公（我们带了轮椅，怕他走路累）在附近转转，呼吸下新鲜空气。京都的夜晚很安静，石板路，木格子窗，纸灯笼，跟东京的繁华不一样。
走着走着，就到了花见小路附近的一条小街。游客不少，路两边是各种小店。忽然，前面一阵骚动，好多游客举着手机、相机在拍什么。导游兴奋地说：“张先生，刘姐，你们运气真好！碰上‘花魁道中’了！就是最红的艺伎出行，很少见的！”
我们挤过去看。只见几个穿着华丽和服、脸上涂得雪白、梳着高高发髻的艺伎，在一个像是仆人模样的男人引领下，正缓缓走来。步伐很小，姿态优雅得像在飘。最前面那个，打扮得尤其隆重，衣服上的刺绣金灿灿的，头饰复杂得像个小花园，脸上的妆最浓，嘴唇点得鲜红，像个精致的瓷娃娃。这就是所谓的“花魁”了。
周围闪光灯“咔嚓咔嚓”响成一片。那花魁微微低着头，面无表情，在强光下更显得不真实。
我们都看呆了。大勇啧啧称奇：“好家伙，这脸上刮得下二两粉吧？”婆婆也小声说：“这打扮，得多沉啊。”
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坐在轮椅上、眼神浑浊的公公，突然猛地挺直了背！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住那个越走越近的花魁，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赶紧弯腰问他：“爸，怎么了？不舒服吗？”
公公没理我，眼睛像钩子一样钩在那个花魁脸上。花魁正好走到我们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微微转身，对周围的游客颔首致意。
就在那一刻，公公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一把甩开婆婆扶着他的手，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手指着那个浓妆艳抹的花魁，用尽全身力气，嘶哑地、带着哭腔大喊了一声，那声音像破锣一样，瞬间压过了现场的嘈杂：
“大勇！儿啊！是你吗大勇？！你咋成这样了？！爹找你找得好苦啊！”
第二章：混乱的现场与无声的录像
时间，好像在公公那声石破天惊的呼喊中，瞬间凝固了。
周围“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停了，游客们的窃窃私语也停了，所有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唰”地一下，从那个光彩照人的花魁身上，聚焦到了我们这一家子，特别是那个指着花魁、浑身颤抖、老泪纵横的中国老头身上。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血液“呼”地冲上头顶，脸颊烧得滚烫。我能感觉到周围那些目光，好奇的、惊讶的、看笑话的、甚至带着点嫌恶的，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
大勇第一个反应过来，脸“腾”地红到了脖子根，又迅速褪成惨白。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抱住还要往前扑的公公，声音又急又窘，带着哭腔：“爸！你胡说什么呢！那不是大勇！那是个日本人！表演的！你看清楚了！”
公公像是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根本听不进儿子的话，兀自挣扎着，眼睛死死盯着那个也明显被这突发状况搞懵了、僵在原地的花魁，继续用那种撕心裂肺的腔调喊着：“大勇！我的儿！你说话啊！你咋不认爹了？你是不是怪爹没看好你？爹对不起你啊……”
婆婆也慌了神，赶紧上前帮着大勇一起拉公公，带着哭音劝：“老头子！你醒醒！认错人了！那不是咱儿子！大勇在这儿呢！你看清楚！”
她又慌乱地对着周围的人群鞠躬，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对不住，对不住，他病了，脑子不清楚……”
导游也吓坏了，赶紧用日语跟那个领路的男仆和花魁解释道歉。那男仆脸色很难看，低声对花魁说了句什么。
花魁抬起涂得雪白的脸，那双画着精致眼线的眼睛，隔着厚厚的白粉，极其快速地、冷淡地瞥了我们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
然后，她微微颔首，在那男仆和另外几个艺伎的护卫下，加快脚步，几乎是逃离了现场。
主角走了，看热闹的人群却还没散，指指点点的议论声更大了。
“这老头疯了吧？”
“认错人了？把自己儿子认成艺伎？”
“吓死人了，怎么回事啊？”
“好像是中国人，老年痴呆……”
每一句话，都像鞭子抽在我脸上。大勇又羞又怒，额头上青筋都爆出来了，半抱半拖地把还在喃喃“我儿子”的公公按回轮椅。公公像是耗尽了力气，瘫在轮椅里，眼神空洞，只有眼泪不停地流。
“回去！赶紧回去！”大勇低吼着，声音嘶哑。他推起轮椅，几乎是跑着离开现场。婆婆抹着眼泪，小跑着跟在后面。我机械地跟着，感觉脚下的石板路都是软的，周围的街景在我眼里扭曲旋转。
回到旅馆房间，气氛降到了冰点。大勇把公公安顿到榻榻米上，公公像是累极了，闭着眼，但眼角还有泪痕。大勇一屁股坐在角落，双手抱住头，手指插进头发里，肩膀垮着，像个被打败的士兵。婆婆坐在公公旁边，无声地掉眼泪。
我站在房间中央，手脚冰凉，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的旅行，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场精心准备的孝心之旅，成了一场跨国笑话。
“我就说不该来！就不该来！”大勇突然猛地捶了一下地板，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吓了我和婆婆一跳。他抬起头，眼睛血红，“爸都这样了，还带他出来丢人现眼！这下好了！丢人丢到国外来了！”
“大勇！你少说两句！”婆婆哭着制止他。
“我说错了吗？”大勇像是找到了发泄口，冲着我低吼，“非要来日本！这下你满意了？让全世界看我们家笑话！”
我被他吼得愣住了，委屈和怒火也窜了上来：“张大勇！你讲不讲道理！出来旅游是谁提的？啊？不是你想尽孝心吗？现在出事了怪我了？爸生病是我能控制的吗？”
“别吵了！求求你们别吵了！”婆婆哭喊着打断我们，“你爸都这样了，你们还吵！”
我和大勇同时闭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互相瞪着，像两只斗红眼的公鸡。房间里只剩下婆婆压抑的哭声和公公粗重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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