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个小闹钟他保存四十多年，这是一生一世的兄妹情谊
知青岁月是我们一代人最难忘的记忆，知青情结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这代人的心里。知青生活虽然早已成过往，可我们对久远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每个知青都有一堆故事，今天我就给朋友们说一说当年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的那段陈年旧事。
1974年初秋，高中毕业后街道不能为我们安置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国家号召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石台县下乡插队的地方都在本县的农村，不用去外省，离家都不太远，这对我们刚离开学校的学生来说，也算是极大的幸运和安慰。最起码回家方便，还省车费。
经过一番打探，得知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兰关公社接收城里的下乡知青，我就和几名要好的同学到知青办报了名，很快我们到兰关插队落户的申请就批了下来。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县里下发的有关我们下乡插队批准通知书的内容，内容如下：
张艾香同学：你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坚决要求走上山下乡金光大道，现已被光荣批准，希望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资产阶级，坚持乡村干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落款是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只可惜当年我夹在日记本里的那张“上山下乡通知书”原件不见了，只有抄写在日记本上的内容。
接到上山下乡批准通知书后，母亲为我们准备好了全新的被褥和换洗的衣服，爸爸为我购买了暖水瓶、洗脸盆和茶缸牙膏牙刷，只要父母能想到的，都给我置办齐了，就连洗衣服的肥皂和针头线脑，母亲都给我装进了挎包里。出发前一天，爸爸问我还有什么想要带去的，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带什么，就指着桌子上的马蹄表说：“我想带着这个闹钟下乡，要不然就不知道时间。”
尽管爸爸是学校的老师，他也需要这个闹钟，可爸爸一点都没犹豫，就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还用毛巾把小闹钟包裹得严严实实，装在我的挎包里，让我随身携带，生怕碰坏了。当时那个闹钟算是我家的一件奢侈品，除了那个闹钟，我家还真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弟弟妹妹都在读书，母亲没有工作，我家的生活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记得那天是8月12日，吃过早饭我们在校门口集合，两辆卡车早就等候在校门外，我们五十多名同学分别乘坐两辆卡车，挥手告别父母，开启了我们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汽车启动时，有的同学还抹起了眼泪，县城到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不过几十里路远，也就个把小时的车程，想家了就回来看看，至于抹眼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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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一点多，我们到了兰关公社革委会大院，简单吃过午饭，公社干部选读了知青分派名单，我们九名同学被分派在兰关公社兰关大队第七生产小队插队落户，队部后院新建的那三间房子，就是我们县城知青的家，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早已准备齐全，队长汪伯伯还安排了一位大嫂帮教我们知青做饭。
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汪队长让我们歇了两天，他就带着我们知青下地学习干农活。当时还没到秋收时节，地里的农活不忙，队长就让我们干一些零杂活，比如到菜地锄草浇水，给菜地追肥，也到田里拔草，收工回家的时候，每人还要砍一些烧柴背回知青点。刚开始我们感觉农村生活很新鲜，并没有感到有多辛苦。
在我们四名女同学中，我的个头最高，大嫂婶子们也说我长得最漂亮，个头数我高我承认，说我长得最漂亮，我倒是没觉得自己比别人漂亮，也没比别人多两只眼睛多一个脑袋。有一次我还听一位婶子对汪队长说：“队长，你看张艾香这闺女长得多好看啊，到时候我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意做你家儿媳妇儿，她跟你家宏亮多般配呀。”汪队长笑了笑没说啥，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时我才知道，汪队长家的二儿子汪宏亮在学校当民办教师，他长什么模样，我倒是没见过。
秋收开始后，我们也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割稻打稻，秋收是比较忙碌的季节，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收工的时候，还要把打下的稻谷挑回场院晾晒。一天下来累的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回到知青点，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记得是秋收的第五天，那天上午割稻时我不小心割破了手，一名女同学用她的手绢给我包扎了伤口，手绢很快就被染红了，左手大拇指还在滴血。汪队长跑过来一看，急忙说道：“快去大队卫生室，让医生给好好包扎一下。”
那次我的手伤得不轻，过了五六天还没结痂，队长就安排我在场院干一点力所能及的零杂活，他说再也不敢让我割稻了。
秋收快要结束的时候，汪队长突然找到我说：“张艾香，你去学校当民办教师吧，我跟大队书记和校长都说好了，你去学校顶替我家二小子当民办教师，让他下来替你干农活。”“那咋行呢队长，这样不合适。再说了，我也没当过老师，我哪会教书啊。”我嘴上虽这么说，可我心里非常想去学校当老师。
汪队长笑了笑说：“没啥不合适，你是高中毕业，我家宏亮初中都没毕业，你去学校教书指定比他好。宏亮也同意下来干农活，你就不要推脱了。”
就这样，来到兰关大队干了一个多月的农活，我就就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当然，我知道这是汪队长照顾我，让我顶替了他家二小子。这份情谊，我深深记在了心里。
我去学校教书的第一天见到了汪队长家的二小子汪宏亮，当年他十九岁，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长得真是一表人才。那天他把他的教材和备课笔记都送给了我，还告诉我怎样备课，怎样给学生讲课，怎样批改作业，就连班级哪个学生调皮哪个学生学习好，他都一一交代清楚。看着淳朴善良的汪宏亮，我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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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兰关小学的规模不大，办公室里很简陋，学校连钟表都没有，上下课只能估摸时间，校长负责吹哨子上下课。第二天去学校上课，我就把我的那个小闹钟拿到了学校，放在了我的的办公桌上。过了没几天，我根据学校上课和放学时间，拟定了课程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课间休息十分钟，再也不用校长天天看太阳估摸时间了。
在学校当老师比下地干农活轻松很多，队里给记全年的工分，星期天能歇一天，还有寒暑假，每个月上级还发放五块钱的民办教师补助金。看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我感冒发烧或生病不能给学生上课，汪宏亮就到学校帮我代课，我在教学中遇到什么难事，比如学生打架，学生家长到学校吵闹，汪宏亮也会帮我解围，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1976年秋天，我们兰关大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因为我是民办教师，就没好意思去争这个招工名额，我们知青点的陈桂英去供销社饭店工作了，她成了我们九名同学中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人。同学们羡慕我的同时，更加羡慕陈桂英。
经过了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我对王宏亮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是一个很淳朴很善良也很勤劳的人，社员们都夸他是个好青年，也有热心的大嫂婶子来给我俩牵线搭桥，她们都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说句实话，我也很喜欢王宏亮，也知道汪宏亮是真心喜欢我，可当时城乡差别很大，我们虽然喊口号说要扎根农村闹革命，可谁都盼望着能早日招工进城。
那年冬季回家过春节，我妈特意提醒我，不让我在农村处对象，争取早点通过招工回城。我把汪队长想让我做他家儿媳的打算如实告诉了我母亲，也把汪队长一家人关爱我照顾我的事情如实告诉了我父母。我妈说人家的恩情咱要报答，但不能以身相许。我虽然答应母亲不在农村处对象，可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不下淳朴善良的汪宏亮。
1977年冬季，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时间，我们没回城的几名同学都拿起了书本，不分昼夜复习功课，都想通过高考圆自己的大学梦。为了让我更好地复习功课，汪宏亮干脆到学校替我代课，让我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芜湖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乡亲们和汪队长都来为我祝贺。汪队长还苦笑着说：“张艾香，我还想着让你做我的儿媳妇呢，这下是没戏了。”“汪伯伯，等我毕业了，毕业了就回来给您做儿媳。”我虽然像是在开玩笑，其实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汪队长苦笑着摇摇头说：“就算你愿意，我们也不能高攀了……”
我要去芜湖读书，汪宏亮又回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离开兰关那天一早，汪宏亮拿着我的那个闹钟来到了知青点，笑着说：“张老师，你的闹钟我给你送来了。”“宏亮哥，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关爱和照顾！这份情谊，我会永远记在心里。这个小闹钟就留在学校吧，我办公桌抽屉里的钢笔、日记本和那些教学用品都是给你的，留个纪念吧……”话没说完，我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溢出了眼眶。假设我不去芜湖读书，我会义无反顾地嫁给汪宏亮的。
师专毕业后，我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当了一名语文老师。1983年秋天，我在县教师进修学校遇上了汪宏亮，当时他通过考试取得了到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学习的资格，毕业后就能转成公办教师。得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汪宏亮在县里学习期间，我经常到学校看望他，给他送一些生活用品，送吃的，也送一些粮票和钱，还带着汪宏亮到我家吃过一顿饭。我妈问他结婚没有，汪宏亮红着脸说：“阿姨，我闺女都一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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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似乎就在转眼间，我们也白了头发老了容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汪宏亮还保持着联系，我俩就像亲兄妹。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汪宏亮还保留着那个小闹钟，每当看到那个小闹钟，我就会想起在兰关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那三年的知青生活经历，是我这辈子记忆最深刻的回忆。一个小闹钟汪宏亮保存了四十多年，他对我的那份痴情，足以温暖我一辈子。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艾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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