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张建国的儿子。”
那个眉宇间透着疲惫的男人站在我的吧台前，声音低沉而沙哑。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捏着抹布的手指瞬间发白。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缓缓将一份文件夹推了过来。
01
我叫李诚，三十出头。
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一家名为“午后浅酌”的咖啡馆。
它坐落在一条并不起眼的老街上，远离市中心的喧嚣与繁华。
店不大，摆着七八张被岁月磨出温润光泽的木桌，角落里养着一盆快要垂到地上的绿萝，还有一只叫“拿铁”的橘猫，大部分时间都在窗边打盹。
生意不好不坏，赚的钱堪堪够我支付房租、水电和生活开销，偶尔还能剩下一点，让我对未来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每个月，我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房租。
以及那个准时得像一台老式座钟的房东，张建国。
我们都叫他老张。
老张是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瘦削，背微驼，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肃表情。
他住在哪，家里有什么人，我一概不知。
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就是每个月的15号，下午三点整。
他会准时推开咖啡馆那扇挂着风铃的门，风铃叮当作响，仿佛在为我奏响“催债”的序曲。
他从不多说一句话，走到吧台前，伸出手。
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沓现金递过去。
他会低下头，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数上两遍。
那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空气都会因此变得凝重。
数完钱，他会从一个旧得发亮的皮包里，掏出收据本，用一支老式的钢笔，写下收款凭证，然后撕下来，放在吧台上。
“给你收据。”
这是他除了“该交租了”之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然后他会转身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我如释重负的叹息。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纯粹，纯粹得只剩下金钱。
那天，也是15号。
午后的阳光有些燥热，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在空气中切割出无数道细微的光尘。
店里只有两三桌客人，低声交谈着，背景音乐是舒缓的爵士乐。
橘猫“拿铁”在它最喜欢的窗台上睡得四仰八叉，肚皮一起一伏。
一切都显得那么慵懒而平静。
我擦拭着咖啡机，时不时看一眼墙上的挂钟。
两点五十八分。
我从抽屉里拿出用牛皮筋捆好的八千块钱，整整齐齐地放在吧台上。
心想，这该死的仪式感又要来了。
三点整，风铃准时响起。
老张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逆着光，像一个沉默的剪影。
他今天穿的还是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老布鞋。
他走到吧台前，眼神和我准备好的那沓钱对上，然后点了点头。
“该交租了。”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干巴巴的，没什么情绪。
“张叔，准备好了。”我把钱推了过去。
他低下头，开始了他那雷打不动的点钞仪式。
一张，两张，三张……
他的手指在钞票上翻飞，快而精准，嘴里还念念有词地数着。
我百无聊赖地看着他，心里琢磨着这个月的水电费是不是又超了。
“今天有点头晕。”
他数完钱，把钱放进那个旧皮包里，正准备掏收据本，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起租金以外的事情。
我随口应付道：“张叔，可能是天热中暑了，您歇会儿，喝口水吧？”
我转身想去给他倒杯柠檬水。
可我刚转过身，就听到“啪嗒”一声。
是钢笔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猛地回头，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老张的身子像一截被抽掉筋骨的木头，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扶吧台，但那只手却不听使唤地垂了下去。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茫然。
接着，他整个人就那么软软地、无声无息地瘫倒了下去。
“砰”的一声闷响，他倒在了我的吧台前。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店里的客人发出了压抑的惊呼。
“拿铁”被惊醒，弓起身子，喉咙里发出警惕的呜咽声。
我的大脑空白了足足三秒钟。
“张叔！张叔！”
我第一个反应过来，也顾不上绕出吧台，直接从吧台的活动板上翻了过去。
我冲到他身边，蹲下去扶他。
他的身体很沉，半边脸已经紧紧贴在了冰凉的地板上。
我看到他的口角歪向一边，一丝晶亮的唾液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张叔！您醒醒！”我拍着他的脸，可他毫无反应，只是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像漏风一样的声音。
一个女客人颤抖着声音说：“他、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中风了？”
“快！快打120！”另一个男客人喊道。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醒了我。
我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手指抖得连屏幕都解锁了好几次才成功。
我拨通了120，用尽可能清晰但依然发颤的声音，报上了地址和情况。
“病人意识不清，疑似中风，口角歪斜！”
挂了电话，等待救护车的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不敢随意移动他，只能让他保持侧卧，解开了他中山装最上面的那颗扣子，让他呼吸能顺畅一些。
店里的客人也都围了过来，大家手足无措，只能干着急。
我的咖啡馆，第一次被这样死寂般的恐慌所笼罩。
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像天籁之音。
医护人员冲了进来，迅速地做了初步检查和急救措施。
02
“急性脑出血，情况很危险！马上送医院！”
我看着老张被抬上担架，那张平日里刻板严肃的脸，此刻灰败得像一张揉皱的纸。
“家属呢？谁是家属？”一个护士大声问道。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我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我……我跟他去！”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许是因为他倒在了我的店里。
或许是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里，只有我算是他的“熟人”。
我跟着救护车一路呼啸，脑子里一片混乱。
到了医院，急诊室里是另一番炼狱般的景象。
医生、护士的脚步匆匆，各种仪器的滴滴声，病人家属的哭喊声，交织成一曲生命的交响乐，而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焦虑与不安。
老张被推进了抢救室。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外面来回踱步。
我翻了翻老张的口袋，只有一个老年机，还有一串钥匙。
我试着打开他的手机，想找找他家人的联系方式，但那该死的手机竟然有密码锁。
我根本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没过多久，一个护士从抢救室里快步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单子。
“张建国的家属呢？”她环顾四周，语气急促。
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护士，我是他……朋友，他家人暂时联系不上。”
护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
她把单子递给我：“病人大面积脑溢血，需要立刻手术，否则性命堪忧！你先去把住院手续办了，交两万块押金！我们这边要马上准备手术！”
两万块！
这三个字像三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
我的手机银行里，总共就两万三千多块。
这两万块，是我准备用来支付下个季度货款的钱，是我这家小店的全部流动资金，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后的安全感。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犹豫了。
我凭什么要为他付这笔钱？
我只是他的租客，一个每个月被他冷着脸收租的租客。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情分可言。
万一，他那个素未谋面的儿子或者其他家人，根本不认这笔账怎么办？
万一，人没救回来，钱打了水漂，我的咖啡馆下个月就得关门大吉。
我找谁说理去？
理智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叫嚣：走！马上离开这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这不是你的责任！
我甚至已经转过了半个身子，准备对护士说“我不是他家属，我没钱”。
可就在这时，抢救室的门又被推开，一个医生探出头来，对着护士喊：“快点！病人血压掉得厉害，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那一声“来不及了”，像一根针，狠狠地刺破了我所有理智的防线。
我看着护士焦急的脸，听着抢救室里隐约传来的仪器报警声，脑海里浮现出老张那张灰败的脸。
他刻板，他冷漠，但他不是一个坏人。
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头。
如果我今天走了，他可能就真的没了。
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在我的一念之间。
妈的！
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
“我去交！”我从护士手里夺过单子，像是怕自己下一秒就会后悔一样，头也不回地冲向了缴费窗口。
排队的时候，我的手心全是冷汗。
轮到我时，我把银行卡递过去，声音都在发抖。
“刷两万。”
当POS机“嘀”的一声响起，吐出那张长长的凭条时，我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
我把我的全部身家，连同我那家小小的咖啡馆的未来，一起押在了手术台上那个生死未卜的老头身上。
我不知道这场赌局的结局，是输是赢。
我拿着缴费单回到抢救室门口，把它交给了护士。
护士接过单子，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暖意：“谢谢你，我们马上安排手术。”
我点点头，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地滑坐到地上。
走廊里的灯光惨白，照得我脸色和墙壁一样。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心里空落落的，说不清是后悔，还是坦然。
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
等待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地想，如果老张的家人来了，我该怎么说？
我是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还钱，还是该客气地说“不用谢”？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一脸疲惫。
“手术还算成功，暂时保住命了。但是病人出血量大，还没脱离危险期，要送去ICU观察。”
我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医生，他家人……还是联系不上。”我小声说。
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留个电话给护士站吧，万一有情况或者他家人来了，我们好联系你。”
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看着老张被护士们推着，浑身插满管子，送进了IC-U的病房。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只能看到他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截枯木。
那一晚，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咖啡馆的。
店里还维持着下午的混乱，打翻的杯子，凌乱的椅子。
我默默地收拾好一切，关上店门，躺在二楼的小阁楼里，一夜无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手机异常安静。
没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
没有所谓的“房东儿子”联系我。
那两万块钱，就像一颗投入深海的石子，连个回响都没有。
我每天守着咖啡馆，生意还得做，生活还得继续。
只是，我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忍不住去医院打听过两次。
第一次，护士告诉我，病人还在ICU，情况稳定，但还没醒。
第二次，我再去问，护士站换了人，新来的护士很警惕地看着我，说根据规定，不能向非直系亲属透露病人的任何信息。
我碰了一鼻子灰。
03
从那天起，我彻底断了和老张有关的一切音讯。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我银行卡里那个刺眼的消费记录，提醒着我那一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
时间一天天过去，现实的压力开始像潮水般涌来。
咖啡豆的供应商老王打来电话，催我结一下上个季度的货款。
“诚子啊，不是王哥催你，我这边也等着钱周转呢。”老王在电话那头语气很客气，但我听出了他的为难。
我脸上火辣辣的，只能陪着笑脸，编着谎话。
“王哥，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下周，下周一定给您打过去！”
挂了电话，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钱从哪里来？
我不得不拉下脸，给我最好的朋友大飞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所以，想跟你借点钱周转一下。”我说完这句话，感觉自己的脸皮都被扒下来了。
大飞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诚子，”他终于开口，语气很复杂，“你这事儿办的……怎么说呢，仗义是仗义，但是太悬了。”
“我知道。”我苦笑。
“那老头的儿子要是赖账，你这两万块不就打水漂了？你那咖啡馆还开不开了？”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唉，”大飞叹了口气，“你啊……行吧，要多少？我先转你一万应急。”
“够了够了，谢谢你大飞。”我感激得快要掉下眼泪。
挂了电话，看着手机里到账的一万块，我心里却更加沉重了。
这笔钱，只是暂时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那垫付的两万块，才是我心头最大的那块石头。
周围的邻居也都知道了这件事。
隔壁面馆的王老板见到我，总会拍拍我的肩膀，说：“小李，你这事做得地道！好人有好报！”
而便利店的刘阿姨则会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小李啊，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在这社会，人心隔肚皮，你可长点心吧，那钱八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这些议论，像无数只小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
我开始失眠。
一到晚上，我就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
我开始后悔。
我后悔自己的冲动，后悔自己的“烂好心”。
我甚至开始有点怨恨那个从未出现过的“房东儿子”。
你爹都快没了，你死哪去了？
就算你在天边，也该有个信儿了吧？
这种怨念，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滋长。
我每天看着对门那家空荡荡的店铺，心里就一阵发慌。
下个月15号很快就要到了。
到时候，还会有人来收租吗？
如果没人来，我是不是可以侥幸省下一个月房租？
可如果来了个新房东，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笔糊涂账？
我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焦虑、烦躁和自我怀疑中，熬过了一个月。
这个月，比我过去一年都漫长。
很快，又到了15号。
还是那个熟悉的下午，还是那片燥热的阳光。
我心不在焉地擦着吧台，耳朵却竖得老高，留意着门口风铃的动静。
我知道，老张是不会来了。
但我的心里，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收租日都更紧张。
三点，挂钟敲响。
什么都没发生。
三点一刻。
门口依然安静。
我的心稍微松懈了一点。
也许，真的没人会来了。
就在这时，“叮铃”一声，风铃响了。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推门走了进来。
他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身得体的商务休闲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但掩不住眉宇间的深深倦意，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
他不像来喝咖啡的。
他的目光在我的店里迅速扫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身，然后径直向我走来。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
是他。
一定是他。
那个消失了一个月的，“房东的儿子”。
他站在我的吧台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身上有一种久居人上的气场，让我感到一丝压迫。
我准备好了一个月的所有说辞，无论是解释情况，还是索要欠款，甚至是被对方质疑、辱骂的准备。
我的后背绷得紧紧的，像一张拉满的弓。
“你好。”他先开了口，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磨砂纸划过木板。
“你好。”我的声音有点干。
“我叫张默。”他说，“是张建国的儿子。”
来了。
审判的时刻终于来了。
我紧张地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
是质问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还是怀疑我另有所图？
张默没有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反应。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然后，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当我看到他拿出来的东西，顿时就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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