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天水市张家川地区的灾情尤为惨烈。当地回民百姓马顺、妥占福高举“打富济贫、抗粮抗税”的旗帜发动起义。
饥饿的农民们纷纷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有上千人加入了马顺的队伍。马顺将队伍分为三个营，自己担任总指挥，妥占福担任副总指挥，任命了三名营长，分别负责军事、后勤和联络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马顺的队伍发展到了四千余人，活动范围扩大至华亭、静宁、天水麦积区等地。此时，另一支农民武装的到来，让他们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这支队伍由宁夏同心县半个城人杨斗福和张家川县平安乡上梁人马俊义领导。杨斗福原本是宁夏的农民，因不堪国民军的压迫，于民国十七年三月在同心县起义，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后因遭到国民军的围剿，被迫率部南下，途经平凉、固原，于六月中旬抵达张家川阎家店（今张家川县阎家乡阎家店村）。
杨斗福听说马顺的队伍在张家川一带活动，便派人联系马顺，希望能够联合抗敌。马顺和妥占福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与强大的国民军抗衡，联合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们亲自前往阎家店，与杨斗福、马俊义会面。经过三天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合并队伍，共同对抗国民军。
合并后的队伍总兵力约五千余人，推举杨斗福为总司令，马俊义为副司令，马顺为前敌总指挥兼旅长，妥占福为副旅长。队伍被整编为四个旅，分别驻扎在张家川的龙山镇、马关镇、阎家乡和清水县的白沙镇，形成了互为犄角的防御态势。
联合后的农民军，实力大增，士气高涨。他们在张家川地区建立了临时根据地，制定了“抗粮抗税、打富济贫、保护回汉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纲领，还提出了“回汉一家，共同对敌”的口号，团结了回汉两族民众，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一时间，张家川地区呈现出“军民同心、共抗压迫”的热烈景象，农民军的声势达到了顶峰。
表面的繁荣之下，隐藏着诸多隐患。农民军的成员大多是贫苦农民，缺乏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松散，指挥系统也不够统一。杨斗福、马顺、马俊义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想法，在战略战术和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杨斗福主张继续北上，联合宁夏、甘肃北部的农民武装，扩大根据地；马顺则主张坚守张家川，依靠本地民众的支持，巩固现有成果；马俊义则摇摆不定，既想扩大势力，又担心遭到国民军的强力围剿。这些分歧，为后来队伍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农民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军甘肃当局的恐慌。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国民军驻甘肃总司令刘郁芬下令，命驻防天水的国民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吉鸿昌，率部围剿马顺的农民军。吉鸿昌是国民军中的著名将领，所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下辖三个旅，兵力约一万余人，配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而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武器简陋，除了少数步枪外，大多是大刀、长矛、土枪等，缺乏重型武器和军事训练，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吉鸿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从天水出发，向张家川进军。他采取了“分进合击、重点围剿”的战术，兵分三路：一路从天水麦积区出发，进攻清水县白沙镇的农民军据点；一路从秦安县出发，进攻张家川龙山镇的农民军主力；一路从庄浪县出发，进攻马关镇的农民军据点，企图将农民军包围在张家川地区，一网打尽。
马顺得知国民军围剿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与杨斗福、马俊义、妥占福商议对策。马顺认为，农民军武器落后，不宜与国民军正面交锋，应该采取“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游击战术，利用张家川的山地地形，消耗国民军的兵力，再寻找机会反击。杨斗福则主张“主动出击，趁国民军立足未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双方争执不下，最终达成妥协：由杨斗福率领部分队伍驻守龙山镇，牵制国民军主力；马顺和妥占福率领主力部队，转移至关山深处的马场里（今张家川县张棉驿乡马场里村），待机而动；马俊义率领部分队伍驻守马关镇，负责侧翼防御。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十二日，吉鸿昌部的中路军抵达龙山镇，与杨斗福的队伍发生正面冲突。杨斗福按照预定计划，率部坚守龙山镇的城墙，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农民军虽然武器简陋，但士气高昂，他们用土枪、大刀、长矛，一次次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国民军凭借优势火力，向城墙发起猛烈轰击，城墙多处被炸开缺口。杨斗福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封堵缺口，与国民军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农民军伤亡惨重，死伤近千人，杨斗福也身负重伤。
马顺在马场里得知龙山镇危急的消息后，立即率领主力部队驰援。当他们行至马跑泉（今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时，遭到了国民军左路军的伏击。国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轻重机枪火力全开，农民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过半。马顺见状，知道硬拼不行，立即下令撤退，率领剩余部队退回关山深处。而驻守马关镇的马俊义，在得知国民军右路军逼近的消息后，竟然不战而逃，率领队伍逃往平凉方向，导致农民军的侧翼防御彻底崩溃。
龙山镇的杨斗福，在得不到救援、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不得不率领剩余部队突围，向宁夏方向撤退。至此，农民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让农民军损失了两千余人，武器装备也损失殆尽，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
休整了一个月后，马顺重新集结队伍，将剩余的两千余人整编为两个旅，自己担任旅长，妥占福担任副旅长，加强了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九月三十日（公历11月11日），马顺和妥占福率领两千余名农民军，从关山出发，向北进军。他们沿着六盘山支脉，昼伏夜出，避开国民军的据点，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行军，抵达了宁夏吴忠地区。吴忠是宁夏的重要城镇，驻守着国民军的一个团，兵力约三千余人，装备精良。马顺经过侦察，发现吴忠城防严密，难以强攻，便决定先进攻吴忠周边的小型据点，积累实力。
在吴忠附近的金积堡（今宁夏吴忠市金积镇），农民军袭击了国民军的一个粮站，缴获了上万斤粮食和数十支步枪。随后，他们又进攻了灵武县的一个国民军据点，打死打伤国民军百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这些胜利，让农民军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好景不长，国民军宁夏驻军得知农民军进攻吴忠的消息后，立即调派两个团的兵力，前往围剿。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下旬，农民军在花马池与国民军遭遇。花马池是宁夏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国民军凭借优势火力，向农民军发起猛烈进攻。农民军虽然士气高昂，但武器落后，缺乏重型武器，在平原地区根本无法抵挡国民军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农民军死伤七百余人，被俘两百余人，剩余的队伍也被打散。马顺和妥占福在亲兵的护卫下，突围而出，率领残部向甘肃定西方向撤退。
撤退途中，农民军又遭到了国民军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的尾追堵截。在定西葛家岔（今定西市安定区葛家岔镇），农民军再次被国民军包围。马顺率领士兵顽强抵抗，与国民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妥占福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马顺见状，心急如焚，率领亲兵冲上前去救援，却被国民军的机枪扫射，身受重伤。在亲兵的护卫下，马顺艰难地突出重围，率领剩余的三百余人，星夜返回张家川。
这次北上远征，让农民军损失惨重，只剩下三百余人，武器装备也所剩无几。妥占福被俘后，被国民军押往兰州，最终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被枪杀。
返回张家川后，马顺将剩余的队伍驻扎在龙山镇和马关镇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招募新兵，试图重新恢复力量。连续的失败，让队伍内部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杨斗福率领的部分队伍，在宁夏地区遭到国民军的围剿后，也退回了张家川，与马顺的队伍会合。合并后的队伍，虽然人数有所增加，但内部的分歧却更加严重。
杨斗福认为，农民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马顺的指挥失误，主张由自己重新担任总司令，带领队伍向西发展，前往青海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武装联合。马顺则认为，杨斗福在龙山镇战役中不听指挥，导致部队损失惨重，不同意由他担任总司令。两人为此争执不休，互不相让。队伍内部的士兵，也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区，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杨斗福，一派支持马顺，矛盾日益激化。
更让马顺头疼的是，马俊义在逃离马关镇后，投靠了国民军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部，被任命为“剿匪”别动队队长，负责镇压张家川地区的农民武装。马俊义原本就是张家川本地人，对当地的地形和农民军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派人潜入农民军内部，进行策反和破坏活动。许多意志不坚定的士兵，在马俊义的利诱下，纷纷投降，甚至成为国民军的内应。
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初九日（公历2月18日），国民军刘兆祥旅从天水出发，绕道秦安，向马顺的队伍发起了新一轮的围剿。刘兆祥深知农民军内部的矛盾，采取了“军事围剿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派重兵包围龙山镇，另一方面让马俊义出面，劝降马顺。
马顺得知国民军围剿的消息后，立即与杨斗福商议对策。杨斗福主张放弃龙山镇，向关山深处撤退，保存实力。马顺则认为，龙山镇是农民军的重要据点，一旦放弃，将失去立足之地，主张坚守龙山镇，与国民军决一死战。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不欢而散。杨斗福率领自己的部分队伍，连夜离开了龙山镇，向陇东方向撤退，从此与马顺分道扬镳。
杨斗福的离去，让农民军的力量再次受到削弱。马顺无奈之下，只得独自率领剩余的五百余名士兵，坚守龙山镇。战前，马顺派人联系驻扎在马关镇的马俊义，希望他能够顾念旧情，出兵增援。马俊义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向刘兆祥通风报信，告知了农民军的防御部署，并表示愿意配合国民军，里外夹击，消灭马顺的队伍。
正月初十日清晨，国民军刘兆祥旅向龙山镇发起了猛烈进攻。马顺率领士兵顽强抵抗，凭借城墙和有利地形，一次次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马俊义率领的别动队突然从农民军的后方发起进攻，切断了农民军的退路。农民军腹背受敌，陷入了绝境。马顺这才明白，自己被马俊义出卖了。
在绝望中，马顺率领士兵奋力突围。他身先士卒，挥舞着大刀，砍杀冲上来的国民军士兵。士兵们也深受鼓舞，纷纷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农民军伤亡惨重，五百余名士兵最终只剩下不到一百人。马顺在战斗中再次身负重伤，在亲兵的护卫下，突围而出，逃往龙山镇东北的桃园村一带。
马顺逃到桃园村后，隐藏在村民家中养伤。他深知，国民军绝不会放过他，必须尽快寻找新的出路。此时，他听说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部正在招抚农民军，便心存一丝侥幸，派人前往张家川，请求招抚。交通司令部司令马锡武，见马顺已是强弩之末，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将剩余的士兵整编为“陇南游击大队”，委任马俊义为大队长，各营营长为分队长，驻扎在张家川县城。
这只是国民军的缓兵之计。马顺深知马俊义的为人，知道自己一旦落入他的手中，必将性命难保。于是，在部队整编的前一天晚上，马顺与亲信王登科一起，连夜逃离了桃园村，藏身于关山畔的深山老林之中。而四营营长马荣全，见大势已去，率领四十余名士兵，转往陕西陇县，被当地政府收编为马鹿保甲区区长，从此脱离了农民军的队伍。
马顺的逃离，让国民军刘兆祥旅恼羞成怒。刘兆祥下令，限期捉拿马顺，否则将血洗桃园村。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十二日，马俊义通过收买的村民，得知马顺藏身于桃园村附近的深山老林中，但具体位置不明。刘兆祥认为，马顺与桃园村的村民关系密切，村民一定知道他的下落，于是决定对桃园村采取高压手段，逼迫村民交出马顺。
当时正值回族的“封斋”月（伊斯兰教历九月），按照习俗，回民在封斋月期间，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做饭，天亮后开始封斋，直到日落才能进食。正月十二日凌晨三点，桃园村的清真寺里，梆子声准时响起，召唤村民起床做饭。刘兆祥旅的士兵，早已埋伏在桃园村外，误以为清真寺的梆子声是马顺伏兵的突围暗号，立即对准村中的灯火，疯狂扫射。
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躲藏起来。国民军的子弹，不分青红皂白地射向村民的房屋。许多村民被当场打死，房屋被烧毁，哭声、喊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让人不寒而栗。扫射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天亮才停止。桃园村有十四名平民被打死。
刘兆祥见没有抓到马顺，更加愤怒，下令将桃园村及邻村瓦一头村、关村的七十余名老百姓全部抓走，押往张家川县城。在张家川县城，刘兆祥对这些村民进行了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马顺的下落。村民们虽然知道马顺的藏身之处，但为了保护他，始终守口如瓶。刘兆祥见逼问不出结果，便下令将二十四名村民当场枪杀，其余的村民则被关押在监狱中，受尽了折磨。
妥占福的堂弟妥占魁，以及农民军的骨干罗老四、罗老五等人，也被马俊义出卖，被国民军抓获。刘兆祥对他们施加了残酷的炮烙酷刑，将他们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烙铁烫他们的身体，逼他们说出马顺的下落。但妥占魁、罗老四、罗老五等人，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最终，刘兆祥下令，将他们在张家川县城的十字街口枪杀，以儆效尤。
桃园村事件的发生，让马顺悲痛欲绝。他深知，自己的反抗，给乡亲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深山老林中继续坚持斗争。他收集了一些失散的士兵，组成了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在张家川、清水、华亭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活动，袭击国民军的小股部队和地方劣绅。此时的农民军，已经元气大伤，难以再形成气候。
国民军悬赏重金，捉拿马顺，许多村民因为包庇马顺而遭到迫害。马顺在深山老林中，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艰难，身上的伤口也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日益恶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马顺在华亭县马峡口（今华亭市马峡镇）的一个山洞中，被当地民团发现。民团团长为了得到赏金，立即率领士兵包围了山洞。马顺虽然身负重伤，但仍然顽强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被民团杀害，年仅22岁。
马顺死后，他的遗体被民团拖到华亭县城的十字街口示众，随后被扔到了乱葬岗。他的亲信王登科，在得知马顺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试图为马顺报仇，却在袭击国民军据点时被抓获，最终也被杀害。至此，这场历时近四年的农民武装斗争，以悲壮的方式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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