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刘二妞提头上访案：儿子被活活打死，一直讨不到说法|刘二妞|张某伟|河南|矿主

一个寻常的早晨，北京国务院信访局的接待室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工作。门被推开，寒风裹挟着一位满面风霜的河南农村妇女走了进来。她一言不发，将一个圆鼓鼓的布包袱放在了接待桌上。工作人员随口问道：“大娘，您这带的是啥？”妇女抬起眼，平静地回答：“我儿子的头。”
布包解开，一颗年轻男性、怒目圆睁的头颅赫然显现，整个办公室的空气瞬间凝固，有人惊恐地跌坐在地。这不是旧社会的传奇话本，而是发生在1991年2月23日，农历大年初九，真实到令人脊背发寒的一幕。
这位母亲，名叫王某妞，她以这种极端得无法想象的方式，把自己儿子姚某强的冤屈，直接“摆”在了国家最高信访机构面前。这起案件，也因此被民间称为“河南提头告御状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湖心，激起的涟漪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时间倒回1991年1月，河南洛阳嵩县，22岁的姚某强像许多农村青年一样，为了补贴家用，跟着叔叔到本县大章乡一个个体金矿主白某山的矿上干活，出卖力气，背运矿石，悲剧的伏笔，埋在一个平常的夜晚。几个年轻工友到矿主家看电视，散去后，白某山声称家中存放的280克黄金不翼而飞。没有任何证据，仅因姚某强是“新来的”，且看电视时坐的位置靠近藏金处，他便成了首要怀疑对象。

矿主白某山在当地颇有势力，与乡镇领导及派出所人员关系密切，他一个报案电话，便将姚某强拖入了深渊。派出所民警张某伟等人负责调查，但“调查”很快变成了单一的刑讯逼供，在矿主的小屋里，姚某强遭到了持续、残酷的殴打，皮带、警棍轮番落下，他多次昏厥，又被凉水泼醒，矿主白某山甚至亲自上阵，还叫来朋友丁某伟“帮忙”。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逼姚某强承认偷了黄金。白某山曾许诺：“只要承认，给你一笔钱，放你走。”但年轻的姚某强深知，一旦屈打成招，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他倔强地扛着，始终不肯认下这莫须有的罪名。从1月7日晚到8日下午，这场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非人折磨，耗尽了姚某强最后的生命力，在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中，他怒视着施暴者，含冤离世，死不瞑目。
人死了，警方慌了神，迅速逃离现场，白某山则匆忙雇人，将姚某强的尸体抛至荒僻河沟。

当姚某强的父亲寻到儿子遍体鳞伤的尸体，愤怒地质问时，白某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是警方打的，跟我没关系！”老实巴交的姚家人，最初选择相信“公道”。他们用架子车拉着儿子的遗体，开始在嵩县县城内奔波。能想到的所有部门，他们几乎跑遍了，然而面对这位悲痛欲绝的父母和那具无声控诉的尸体，多数部门的态度是敷衍、推诿，甚至粗暴驱赶。有领导让他们“等一等”，有官员怒斥他们“上访？你们咋不去上天，都给我滚出去！”
更让他们心寒的是，在他们四处哭告的半个多月里，非但没等到凶手被抓的消息，反而听闻白某山在县城大放鞭炮，庆祝自己“官司打赢了”。极致的悲愤，催生了极致的反抗。王某妞和丈夫将儿子的尸体放在架子车上，把冤情写在白布上，高举着在县城游行，民间的悲愤被点燃，众多市民围观、声援。
迫于舆论压力，当地县长出面安抚，甚至下跪保证会公正处理，并拿出5000元让家属先安葬死者。天真的王某妞一度看到了希望，凶手张某伟、白某山也曾被短暂拘留。然而没过几天，两人又被释放，县长的承诺，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王某妞彻底明白，在当地的权力与人情编织的网里，她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有人悄悄告诉她：“这里的水太深了。”

走投无路之际，这位没读过什么书的农村妇女，想起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古旧传闻：有人背着亲人的头颅进京，告赢了御状。一个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决定，在她心中生成。1991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她瞒着家人，磨快了刀，来到儿子暂时停放棺木的坟地，做了一件让天地为之动容的事——亲手割下了儿子姚某强的头颅。
她用布和卫生纸仔细包裹好，放进随身背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洛阳火车站的夜路。丈夫和女婿发现后追上，三人一同，背负着世间最沉痛的行囊，在寒夜里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一个普通农妇，用这种决绝到令人心碎的方式，瞬间击穿了层层官僚的阻隔，将最底层的冤屈直接呈递到了中央。此事立刻惊动了时任国务院秘书等中央领导，高层震怒，批示要求彻查严办，限期上报结果。
在最高检的介入下，王某妞被妥善安置，案件的处理进入了由国家力量直接督导的“快车道”。

在中央的强力督办下，案件的侦办与审判势如破竹，1991年9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嵩县开庭公审此案，民警张某伟、金矿主白某山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参与殴打的从犯也分别获刑。
然而对王某妞而言，这份迟来的正义充满遗憾，判决没有附带民事赔偿，她认为此前政府给的5000元是丧葬费，而非对儿子生命的赔偿，更让她悲愤的是，由于庭审围观群众太多，她在试图攀墙旁听时被值勤干警拉下，导致骨盆骨折，此事却无人负责。
这些“未竟之事”，加上后来听说主犯在狱中获得减刑，让王某妞心中那口气始终难平。从1991年到2008年，整整十八年，她从一位中年妇女变成了白发老人，却始终没有停止上访的脚步，她成了当地信访名单上的“重点人员”，甚至数次因“扰乱秩序”被行政拘留。这十八年，是一个母亲用近乎偏执的坚韧，为她认定的“完整公道”所做的最后抗争。直到2008年，年迈力衰的她，最终在《息访罢诉保证书》上签下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