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天，当陶铸接到中央调令要他担任宣传部部长时，这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从不皱眉的硬汉子，头一回感到了迷茫。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妻子曾志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瞬间就变了，说出的话更是让人心头一紧："你这个脾气，去那个位置上能行吗？"
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妻子，为什么会对丈夫的升迁如此担忧？她到底看出了什么别人没看出的危险？
说起陶铸这个人，得从他年轻时候的一件事讲起。
1930年，厦门的监狱里关着4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准备秋后问斩。
陶铸当时才26岁，带着12个人就敢去劫狱。
这事儿要是换成现在，谁敢干？12个人去救40多个，还得对付全副武装的看守，这不是找死吗？
他带着人摸清了监狱的布局，选了个深夜动手。
那天晚上，厦门城里枪声大作，陶铸一路打进去，硬是把40多个同志全救了出来，自己这边只受了点轻伤。
这一仗打完，陶铸的名字在革命队伍里就传开了。
这事儿要搁旁人身上，可能会成为吹嘘的资本，变得圆滑世故。
这次劫狱反而让他的性格更硬了——他觉得什么事儿只要敢干，没有干不成的。
这种性格在战场上是好事，在政治圈子里就未必了。
从那以后，陶铸做事就是一根筋，认准了就干，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战友们都知道，这个陶铸浑身是刺，谁碰他都得扎手。
要说他这个人吧，脾气硬得像块石头，你想让他说个软话？那比登天还难。
抗战胜利那年，中央决定派陶铸去东北工作。
临走前，毛主席专门见了他，聊了很多关于东北工作的事情。
毛主席送他出门的时候，注意到陶铸背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粗布马褡子，那玩意儿又旧又破，看着就心酸。
毛主席当时就问："你就带这些东西去东北？"陶铸笑着说："够用了，到了那边还能领。"
毛主席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人提起，说的是陶铸的清廉。
到了东北，陶铸的日子过得确实苦。
1947年冬天，辽吉地区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雪，老百姓冻死饿死的不在少数。
中央知道陶铸身体不好，特批了一笔钱让他治病。
这钱到了陶铸手里，他连信封都没拆，直接送到了救济站，用来买粮食和棉衣分给百姓。
有人劝他："你的肺病都咳血了，不治病能行？"陶铸当时正在看救济名单，头都没抬："我这条命是革命给的，用在哪儿都一样。
老百姓现在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话说得轻飘飘的，可是那个冬天他的病情恶化了好几次，差点就挺不过去。
这种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犟得很"。
他眼里只有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从来不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当个地方官，老百姓拥护。
要是到了中央那个层面，事情就复杂了。
建国以后，陶铸被派到广东，后来又主持中南局的工作。
这个职位不低了，管着好几个省，手底下干部一大堆。
一般人当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是坐在办公室看报告，偶尔下去视察一下就算尽职了。
陶铸不干这个。
他到广东没多久，就提出要把中南局管辖的110个县全走一遍。
秘书一听就傻了："陶书记，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陶铸说："慢慢走，几年走完就行。"
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陶铸背着那个旧马褡子，穿着布鞋，一个县一个县地跑。
到了地方，他不住招待所，直接住到老百姓家里。
晚上跟农民坐在一起聊天，问收成怎么样，干部作风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有一回，陶铸到了粤北山区，当地干部安排他住县政府招待所。
陶铸不去，非要住到最穷的村子里。
那个村子穷到什么程度？好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
陶铸在那儿住了三天，走的时候把自己带的粮票和钱全留下了。
回到广州，陶铸把那个村子的情况写成报告，连夜送给相关部门。
报告里的话说得很重："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有什么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不到一个月，救济粮和农具就送到了那个村子。
几年时间，陶铸把110个县走了105个，那双布鞋早就破得不成样子了。
有人统计过，他在广东和中南局工作期间，光是下基层的时间就占了三分之一。
这样的干部，老百姓能不拥护吗？
但是这种干法也得罪了不少人。
有些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被陶铸逮个正着，当场就把人骂得狗血淋头。
有个县委书记报喜不报忧，陶铸在老百姓那儿了解到真实情况后，直接把那个书记的职给撤了。
从那以后，下面的干部一听说陶铸要来，都得提前把账目查个底朝天，生怕被他抓到把柄。
1966年春天，陶铸在广州正忙着处理工作，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让他立刻进京，有重要任命。
陶铸放下电话，心里隐约有些不安，不知道中央要他去干什么。
等到了北京，听说是要让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当时就愣住了。
他知道这个位置的分量，也知道自己的性格。
回到住处，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志。
曾志听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她跟陶铸是多年的老夫妻，对他的脾气太了解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曾志才开口："你这个脾气，去当宣传部长，能行吗？"
这话说得很轻，陶铸听了心里却一沉。
他当然明白妻子的意思。
宣传工作不是打仗，不是下基层，需要的是细腻的心思，需要懂得周旋，懂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而他陶铸，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拐弯抹角。
那天晚上，夫妻俩都没怎么睡。
曾志翻来覆去地想，宣传部那个位置，每天接触的都是文化界、知识分子、各种思想流派，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一大片人。
陶铸那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在那个位置上能呆得住吗？
陶铸也在想。
他这一辈子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让他当宣传部长，就像让一个冲锋队长去搞外交，这不是为难人吗？可是中央的决定已经下了，他能说不吗？革命战士讲的就是服从命令，再不情愿也得去。
第二天一早，陶铸去见周总理，正式接受任命。
周总理看出了他的顾虑，拍着他的肩膀说："组织信任你，你就好好干。"
陶铸点点头，心里的疑虑还是没有完全打消。
曾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在革命队伍里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因为不懂政治斗争的规矩而吃亏。
陶铸的优点是正直、敢说真话，这在地方工作时是好事，老百姓需要这样的干部。
可是到了中央，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位置上，正直和真话有时候反而是最大的危险。
到了宣传部，陶铸还是那个老样子，一头扎进工作里。
他不懂什么叫见风使舵，不懂什么叫察言观色，只知道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事。
那段时间，陶铸经常和周总理一起通宵工作。
周总理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陶铸也不差。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夜，商量各种问题，制定各种方案。
陶铸说话从来不绕弯子，有什么想法直接就说出来，周总理有时候会提醒他："有些话，得看场合说。"
陶铸知道周总理是为他好，可是他改不了。
有一次开会，有人提出一个方案，陶铸当场就指出里面的问题，说得很不客气。
散会后，有人在背后说他"狂妄自大"，这话很快就传开了。
曾志听说这些事，心里更加不安。
她知道，陶铸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稍微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人抓住把柄。
陶铸那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简直就是活靶子。
曾志试图劝他："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委婉一点？"陶铸苦笑："让我说假话，我说不出口。"
曾志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她知道，陶铸的性格是改不了的，就像石头永远不可能变成棉花。
果然，陶铸在宣传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背后的闲话也越来越多。
有人说他"浑身是刺"，有人说他"不懂政治"，还有人说他"目中无人"。
这些话像雪片一样飞向上面，陶铸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
曾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一步步走向深渊，而她当初的担心，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陶铸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
去世的时候，他用的化名叫"王河"。
这个名字很普通，普通到没人会注意。
从宣传部长到化名"王河"，这中间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陶铸被打倒后，遭受了种种折磨。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革命家，最后在孤独和病痛中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的时候，连家人都不在身边。
曾志听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
她想起1966年春天那个夜晚，想起自己说的那句"你哪能胜任"，想起陶铸当时脸上的表情。
她预感到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陶铸这一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从不退缩，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不敷衍，对老百姓掏心掏肺从不虚假。
他最大的悲剧，就是把基层工作的那一套带到了中央，把对待敌人的硬朗性格用在了政治斗争中。
他不懂得低头，不懂得妥协，不懂得什么叫明哲保身。
这些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生存技巧，在陶铸那里统统不存在。
他这辈子只会一条道走到黑，只会说真话做实事，只会把背挺得笔直。
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里是好干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就是自寻死路。
曾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在1966年就担心。
可是她改变不了陶铸，也改变不了那个时代。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预言成真，看着丈夫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
陶铸的悲剧，说到底是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他那种宁折不弯的硬朗，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较真，在地方上是优点，到了高层就成了致命弱点。
曾志当年的担心，不是对丈夫能力的怀疑，而是对环境险恶的清醒认识。
一个只会说真话的人，在需要说假话的地方，注定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道理，陶铸懂，曾志更懂，可是懂了又能怎样？有些人生来就是那样的性格，改不了，也不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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