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清朝水师在施琅大将的率领下，在澎湖海战中大获全胜，明郑政权也是大势已去。当清军兵临台湾本土的时候，等待他们并非一场血腥的登陆战，却是一场早已注定结局的投降。但是在这一场军事胜利的背后，是清政府采取更加高明的“金融战”和“心理战”，用一笔巨款作为“毒药”，从内部彻底挖掘了台湾明郑政权的抵抗意志，引爆了对手的内讧，瓦解了内部根基。
这一笔巨款的情节，不是小说桥段，却是真实记载于《清实录》《台湾通史》等权威史料中的历史事件。当时清政府巧用一笔高达50万两白银为“定金”为政治离间工具，最终引爆了明郑集团内部的严重内讧，为清朝和平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
一致命死穴：清朝的‘经济封锁
至从郑成功在1662年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就以台湾为基地，奉南明正朔，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与清朝对峙二十年。
但台湾山区多平原少，再加上明郑政权盘踞就是今天的台南一带，自然面积有限，资源匮乏。当时，清政府就盯上了台湾这个孤悬海外岛屿的“死穴”，90%的物资都要依靠大陆的补给。
于是，在顺治年间，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黄梧，在给清朝朝廷递上了《平海五策》，核心一条就是“迁界禁海，困死郑氏”。
在康熙王朝时候，主政大臣鳌拜就真正实施“迁界禁海”的政策，就是实行迁海令，从1670年开始，从山东到广东，沿着沿海三十里划了条 “死亡线”—— 所有百姓必须内迁，渔船、商船全烧光，“片板不许下海”
迁海令的实施，造成沿海一带几十万普通百姓背井离乡，却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台湾急需的生丝、布匹、铁器，瞬间断了供；同时，台湾盛产的蔗糖、鹿皮，也运不出去，堆在港口发霉。
这样，清朝把沿海村庄夷为平地，明郑集团想靠走私维持生存，可是连个能接头的商贩都找不到，台湾与大陆贸易维持生存的渠道，就这样断了。
在1674年，台北的米价涨到了每石三两银子，是内地的三倍；1680 年台南的白糖价格飙到一两银子一斤，物价上涨更加离谱。在高物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都吃不起饭，逃跑的士兵一天比一天多。
当时，明郑集团在台湾发行“郑氏银票”，银票的信用程度很大程度依赖与大陆的贸易往来。但清朝迁海令的实施，逼迫台湾的银票贬值，引发了通货膨胀。同时，清政府在沿海设立官银号，垄断白银兑换业务，进一步挤压郑氏集团的金融空间。因此，在1683年前后，台湾市场白银流通量锐减70%，直接造成军饷无法发放。
这样，清政府通过十年的“金融绞杀”，已经把明郑政权的根基蛀空了。当时的台湾，士兵领不到粮饷，百姓生活艰难，基本的粮食都要靠走私维持。明郑政权的掌权者——郑经的叔叔在私下都抱怨“再这么耗下去，不用清军打，自己就散了。”
二天才构想：空手套白狼的‘平海券
1683 年，施琅率领清军攻下澎湖，明郑集团的使者去北京，却在紫禁城抛出一个天价——给9500万两白银，才肯归顺大清。
当时，清政府经历过三藩之乱，可谓是国库掏空。95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比当时清朝廷国库的总存银还多数倍。
当时，清朝廷的满朝文武百官，对明郑集团使者的金钱和谈条件，怒斥为“海寇敲诈”，二十九岁的康熙皇帝更是脸色铁青。
就在这气氛紧张的时刻，在文武百官中，担任五品户部郎中顾长风却语出惊人：“答应他，一文钱都不能少！”
顾长风的建议，表面上看似纵容明郑集团的贪婪，实则是一场针对郑氏集团‘命门’的‘金融战’，巧妙利用其内部矛盾，施展离间之计
顾长风也看到，当时的明郑集团，已经是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第二代掌权者郑经病逝之后，经过外戚冯锡范发起的政变，拥护了女婿十二岁的幼主——郑克塽继承权力之位，郑克塽本人如同傀儡。
冯锡范的外戚专政，引起了明郑集团其他将领的不满，自然加剧了内部矛盾。顾长风的计谋，就是以借“钱”为刃，挑拨明郑集团之间的矛盾。
康熙听了顾长风一番分析之后，虽然觉得有合理之处，却觉得国库空虚，这9500万两白银从何而来？
当时，顾长风给出了答案，堪称是古代版的“金融创新”——发行“平海券”；也就是以“平定海疆、报效朝廷”为名，向江南盐商、山西票号等富商募集资金，承诺台湾收复后，以台湾的土地、矿产、港口贸易特许权作为抵押，并且支付高额的利息。
顾长风这一计谋，可谓是一箭双雕。不仅给予了明郑集团金钱的承诺，展现了诚意；同时，又把全国富商绑架到收复台湾的战车上，更未动用国库分毫，堪称“空手套白狼”的典范。
三银弹离间：50万两如何引爆内斗
当顾长风力主从内务府调拨50万两万白银，却不走“官方交割”渠道，却是走秘密贿赂的渠道。《闽海纪要》里详细记载了这段往事：顾长风先让一个福建商人，带着这50万银子直奔台湾，见到幕后的掌权者——冯锡范，以贿赂之名送到了手中，作为定金，还附上一封密函，暗示清廷愿与他“私下交易”。
这五十万两白银，按康熙朝米价（每石0.5-2 两），可买 25-100 万石米，相当于现在 1.5-6 亿元，足够明郑全军 3 年军饷。
50两白银的价值还是小事情，主要是如同一颗火星，精准点燃了明郑集团的内讧。冯锡范一直都是贪婪，独揽大权，一直与另一权臣刘国轩结下了怨恨。
于是，刘国轩接受50万银子的贿赂之后，果然选择了隐瞒，试图据为己有。清廷故意让商人‘露馅’，在台湾茶馆散布“冯锡范私吞 50 万两”，同时放话“归顺后保郑家富贵”—— 刘国轩怕被灭口，主动劝降。
这消息传出来之后，明郑集团内部瞬间炸锅。冯锡范的死对头——刘国轩率先发难，质疑冯锡范“私通清廷、中饱私囊”。
同时，其他老臣也纷纷指责冯锡范“罔顾集团利益”，加剧了集团内部的矛盾。冯锡范为自证清白，不得不反复向清廷催促“支付剩余款项”，反而成了推动“归降”的急先锋。
于是，明郑集团将领官员互相怀疑，将吏离心，士无斗志。这一幕，恰如《孙子兵法》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之后，康熙又派人在台湾明郑政权放话：“归顺后，郑家子弟保富贵，台湾百姓不扰”。这一切，都加速了明郑政权归顺于清朝。清朝廷可谓是没动一刀一枪，便让敌人自乱阵脚。
之后，澎湖海战失利的刘国轩，与一些将领力求归降清军，加速了明郑集团内部的归降。当施琅派大军登陆台湾时候，毫无抵抗，郑克塽表示愿意归顺，果然被封为海澄公，住在北京，一辈子衣食无忧；台湾的百姓不仅没被骚扰，还免了三年徭役。
可以看到，清朝“金融战”的“软政策”，比银子更能收买人心。后来郑克塽归顺，果然被封为海澄公，住在北京，一辈子衣食无忧；台湾的百姓不仅没被骚扰，还免了三年徭役。
清政府在收复台湾这一场“金融战”的巧妙之处在于，清廷自始至终未真正支付9500万两，却用50万两定金与一张“平海券”，瓦解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结语：
康熙在收复台湾金融战的“胜利”，从不是蛮力所致：迁界禁海掐断经济命门，50 万两击中人性贪婪，最终实现“统一成本最小化”。这恰是历史启示：真正的博弈成功，从来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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