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凡中筑不凡！论张宗成《文史新视角》的文史坚守与精神品格|古典诗词|张宗成|散文|文史新视角|李贤|范仲淹|诗歌

在河南邓州的文史版图上，张宗成的名字始终与“坚守”“创新”“深耕”相连。这位从农村中学走出来的全国优秀语文教师、河南省特级教师，退休前以《作文新视角》《阅读新视角》等教育专著照亮基层语文教学之路，退休后更以“两年一部书”的激情，在文史领域开辟新境。《文史新视角》作为其最新结集，熔诗歌创作与赏析、散文随笔、文学评论、专题研究于一炉，五部分内容既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既是对他数十年文史积累的梳理，更彰显着一位基层学者“安于平凡，不甘平庸”的精神底色。

一、走近诗歌：在思辨与质朴中锚定文化根脉

“走近诗歌”作为全书开篇，既是张宗成个人文学实践的起点，也是他打通古今诗歌脉络的尝试。他的诗歌创作从不追逐华丽辞藻，虽自谦“形象思维稍稍欠缺”，却以“朴实语言”与“思辨特质”自成风格。《家乡的召唤》中，“老宅的桑树/碾盘跟石磙/还有那用土拢起的/静默在田野里的坟”，用具象的乡村物象勾勒乡愁，将父母的嘱托与故乡的根脉凝于笔端；《那一声声呼唤》以“甜蜜”“惊慌”“幸福”“愧疚”的情感递进，写尽对母亲的追忆，2011年获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的经历，更印证其诗歌的情感共鸣力——没有刻意的抒情，却以真挚的生活细节打动人心。

而在诗歌赏析部分，张宗成的功底更见深厚。他赏析《诗经》不做泛泛而谈，解读《关雎》紧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从“参差荇菜”的重章叠句中读出君子对淑女“守规矩”的追求，更点出诗中“明确指向婚姻的负责任的爱情”，为古老诗篇注入现代解读视角；品《蒹葭》则提炼“主题含蓄美”“意境整体美”“语言变换美”，将“在水一方”解读为“世间一切可望难即的境遇象征”，既保留传统诗评的雅致，又融入哲学层面的思考。对唐宋名篇的赏析，他坚持“知人论世”，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既解“涕泪满衣裳”的狂喜，更关联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与诗人“家国情怀”的一贯底色；评苏轼《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则从“敲门试问野人家”的细节切入，见出苏轼“平易亲民”的为官之道，更暗合张宗成本人扎根基层的教育情怀。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邓州本土诗词名家的关注——赏析陈镇、尹立震、杨存德等人的作品时，既抓“鲜明意象”“活泼诗韵”的艺术特质，更透过诗句挖掘邓州文人的乡土情怀，让诗歌赏析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纽带。

二、散文之页：在回忆与感悟中书写人生真味

“散文之页”是张宗成人生轨迹的缩影，1988年以来的散文佳作在此集结，既有“游记散文、纪实散文”的生动叙事，也有“回忆散文、感悟散文”的深沉思考。其中“真好”系列散文堪称点睛之笔——《做事真好》《读书真好》《写作真好》《研究真好》等七篇，以“真”为魂，不唱高调、不避琐碎，却道尽人生至理。《写作真好》中，他追忆1988年《教师的欣慰》发表后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的激动，提及刘国正先生在全国语文会议上引用其论文的鼓舞，将“写作”从个人爱好升华为“整理思想、惠及他人”的精神事业；《读书真好》则从12岁读二叔私塾课本的启蒙说起，到当兵时借“禁书”拓宽眼界，再到退休后重读《红楼梦》读出新见，让“读书”成为贯穿人生的成长阶梯。

回忆性散文更具史料价值与情感温度。《我的求学路》细数20世纪50年代末上幼儿园的“奇迹”、20世纪60年代考入邓县四中的自豪、文革期间“半工半读”的艰辛，既还原了基层教育的发展轨迹，更藏着一代人的成长阵痛——“高中两年半学完初高中五年课程”的经历，既显时代局限，更见他“不甘平庸”的求学韧性。《文渠八中印象》则聚焦基层学校的辉煌岁月，“学生灶餐票成街头硬通货”，“教师‘让’模范成风气”的细节，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基层教育的淳朴生态，也暗含他对教育本质的思考：“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精神”。这些散文没有宏大叙事，却以“小切口”见“大时代”，字里行间既有对个人经历的珍视，更有对基层教育、乡村变迁的深切关注。

三、文学欣赏：以辩证眼光激活经典与本土创作

“文学欣赏”部分尽显张宗成的评论功底，红学初探与秦俊作品研究是两大亮点。在红学解读中，他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误区，以“两分法”观照人物——评贾宝玉，反驳《西江月》“腹内原来草莽”的简单否定，从“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才思、《芙蓉女儿诔》的深情中，见出宝玉“叛逆性格”与“善良天性”的统一；论薛宝钗，既不回避其“冷心冷情”的一面（如金钏死后“多赏几两银子”的淡漠），也肯定其“处事周到”的优点（如资助史湘云办螃蟹宴），最终以“任是无情也动人”精准概括其复杂人性。这种辩证视角，既源于他多年语文教学“知人论世”的积累，更体现其“不随流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

而对秦俊历史小说的研究，更见其“扎根本土”的学术自觉。《秦俊历史小说创作的叙事风格》《我看秦俊笔下的岳飞之死》等三篇评论，均获秦俊本人“没想到写得这样好”的赞誉——评《楚庄王》，他从“楚庄王形象塑造”切入，点出秦俊“用哲学观点分析人物”的特色；论“岳飞之死”，则结合南宋政治背景，挖掘秦俊笔下“岳飞忠义与悲剧性”的深层意蕴。张宗成不做“捧角式”评论，而是以“研究者”的严谨，既肯定秦俊“叙事宏大”的优点，也指出细节打磨的空间，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恰是基层学者最可贵的学术品格。此外，对周大新《曲终人在》的评论、对《红楼梦》中南阳方言的梳理，更显其评论视野的开阔——从经典名著到本土创作，从文学分析到语言考据，每一篇评论都有“新视角”，不人云亦云，更不故弄玄虚。

四、两项研究：为邓州文史立传的学术担当

“两项研究”是全书的学术核心，张宗成以十年之力深耕范仲淹与李贤研究，为邓州文化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范仲淹“知邓三年，开邓州千年文运”，张宗成的研究不局限于史料堆砌，而是聚焦“文本研究”——解读《岳阳楼记》，他从“忧乐精神”切入，关联范仲淹在邓州“办教育、兴文化”的实践，指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并非空谈，而是植根于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分析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并峙双峰”，则从二人的交游与思想共鸣中，见出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承。这些研究没有停留在“文化符号”的解读，而是将范仲淹与邓州的联结落到实处，为“范仲淹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学理支撑。

对李贤的研究更显填补空白之功。作为邓州明代内阁首辅，李贤的研究长期存在短板，张宗成作为李贤文化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既写《李贤，明代廉吏的典范》从“宣传、实践、制度创设”三方面凸显其廉政精神，也著《李贤是个思想家》以缜密论证提升对李贤的认知高度。尤为难得的是，他发挥文言特长，写下《殷殷关切，谆谆教诲》解读李贤《心源亭记》，既普及了这篇说理散文，更填补了李贤研究的空白——在没有现成解读参考的情况下，他克服“古文字中的儒学术语障碍”向古文学者和高校教师请教，逐句疏通文意，让这篇蕴含李贤修身思想的文章得以走进大众视野。这种“啃硬骨头”的研究态度，既是对本土历史名人的致敬，更彰显着基层学者“为地方文史存史、立论”的责任担当。

五、其他评论：以思辨之光观照历史与现实

“其他评论”部分虽题材零散，却处处见出张宗成的“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替鲁庄公翻案》跳出“鲁庄公昏庸”的传统认知，从“曹刿论战”中鲁庄公“纳谏、任贤”的细节入手，指出其“并非庸主，而是有识人之明平易近人的君主”；《襄阳邓城不可能是邓国的都城》则以史料为据，结合地理变迁与考古发现，驳斥错误观点，为邓州历史地理研究正名。这些评论没有“象牙塔”的疏离感，而是紧扣“邓州文史”的现实议题，既纠正认知误区，也为地方文化认同提供支撑。

《我看渠首精神》一文更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从20世纪60年代邓州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修建陶岔渠首的往事，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当代意义，他既追忆“民工住茅草棚、喝黄水”的艰辛，也点赞“现代化施工设备”的进步，最终将“渠首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奉献、勇于创新”，既呼应了全书的文史主题，更注入了对家乡发展的深切期盼。

六、结语：平凡坚守中的文史丰碑

《文史新视角》没有惊世骇俗的宏论，却以“扎实”“真挚”“创新”打动人心。张宗成以七十余岁高龄，仍保持“两年一部文集”的创作节奏，这种“退而不休”的激情，源于他对文史事业的热爱，更源于“为邓州文化作贡献”的初心。从教育专著到文史研究，从课堂讲台到文史沙龙，他始终践行“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的准则，每一篇诗文、每一项研究都有“新视角”——或是对经典的新解读，或是对本土文史的新挖掘，或是对人生的新感悟。

这部书不仅是张宗成个人的文史总结，更是邓州基层学者的精神缩影：他们没有高端的研究平台，却坚守深耕一方水土；没有显赫的学术头衔，却以“不甘平庸”的追求为地方文化立言。正如书中《研究真好》所写：“研究是一份苦差事，我用读书点燃智慧的火花，用激情为写作助力加油。”这种在平凡中筑不凡的精神，恰是《文史新视角》最珍贵的“新视角”——文史研究从不只是学者的专利，更可以是每个热爱文化者的精神修行，而基层的文史坚守，终将成为地域文化传承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