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可算把你盼来了！”1959年12月25日午后，丹江口大坝西侧，一口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馍刚被掰开，身穿旧呢大衣的张体学冲着刚下车的李先念喊。风刮得厉害，说话都要提嗓子。
李先念拍拍外套落下的尘土，顺着便道往坝顶走。脚下是刚刚合龙的围堰，几万双胶鞋踩出一道黑线。放眼山谷，汉江水乖乖地绕过工地，像被拧紧的长绳，不再乱跑。对湖北来说，这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安生景象。
水患为何可怕？稍往前翻，1954年那场洪水就够教训人。那年夏天，长江干支流一起发脾气，武汉最高水位线被瞬间淹没，荆江大堤吃紧到“顶着一根稻草也会破”的程度。京广铁路整整断了三个月，五百多万人没了家园。张体学当时是防汛指挥长，他索性把床搬到大堤上，干脆跟水位线同吃同睡。
洪水退去，满目疮痍。张体学暗下决心：湖北要想穷转富，先得让河流服管。1956年调任省长后，他把水利当成头号工程——先修一批小型堤闸，稳住粮田；再谋划大水库，给汉江戴笼头。那几条原则，“全面规划、依靠群众、勤俭治水”，如今听来像口号，当年却是张体学一面手写的大字报贴在省政府走廊天天照面。
丹江口被他选中不是巧合。这里峡谷收束，回水广，既能防洪又能发电。1958年中央点头后，张体学一脚油门，武汉——丹江口1200华里硬是跑成夜间班车。两个司机轮换，他就在座位上摊开图纸，路灯昏黄，也不嫌晃。
丹江口工地最初只有石灰、尘土和十万双肩膀。晚上点着汽灯，满山红旗像火炬。张体学混在人群里，石头肩挑，饭菜同锅。民工嘴快，“那个抬方木的就是省长”话一散开，地里插秧的社员都知道湖北来了个拼命三郎。
麻烦也跟着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票紧张，工程局连工钱都差点开不出。有人建议缓建，张体学拍桌子：“大坝一停，人心就散，后果更大。”他两次赴京，进国务院汇报，拿着厚厚一摞现场照片，直说“已投工已铸钢不能白扔”。国务院最终批了调拨，工地咬牙坚持。
时间回到1959年的这天。李先念沿坝体一路看下来，连连点头，“行啊，小张，这回可是真把汉江治得服帖。”张体学赶忙摆手：“副总理，这是您的部署，我只是执行。”李先念哈哈大笑，“怎么扯到我头上？听党中央、听毛主席，不就靠谱了嘛！”
第二天清晨6点，截流号角响起。炮车齐发，石料滚落江心，水花冲天。三个小时后，汉江水势被硬生生腰斩。号手吹罢，工地静了几秒，随即锣鼓喧天。李先念脚踩新合龙的堤坎，回头逗张体学：“省长也干，库长也干，你挑哪个？”一句话，工地笑声像浪头一样翻过去。
可笑声背后是实打实的技术难关。1961年坝体出现质量事故，张体学半夜赶到现场，先查施工记录，再摸着混凝土缝隙问技术员“你敢住这里吗”。第二天清晨，他直飞北京，把事故报告放到周总理案头，要求拨款补救。方案当晚拍板，大坝逃过一劫。
丹江口稳住后，张体学把目光又瞄向长江。三峡条件还不成熟，他折中提出葛洲坝。理由很实在：先解决湖北缺电，也为将来三峡做实验。国务院同意，1970年一声令下，十万建设者再次云集宜昌。张体学挂帅，工号001。
劳累多年，他身体早已透支。1973年确诊肺癌，准备进京治疗前，他向周总理提了个小请求，“让我回湖北转转，收收我的脚印。”在鄂北山岭，他摸着还没抽芽的茶株，跟身边干部说：“让老百姓先喝上这口茶，我就放心了。”话不多，却句句掏心。
同年9月3日，张体学病逝北京，年仅58岁。遗体告别那天，葛洲坝和丹江口同时汽笛长鸣，工人们停下手里的焊枪，帽檐底下是一双双红了的眼睛。几年后，葛洲坝全线投产，三峡论证重启，再往后，南水北调中线的第一抹清流，正是丹江口的水。这些成果，用当地老乡的话说，“张省长在天上也能笑出声。”
岁月已经翻过半个多世纪，丹江库区水电光合作用依旧轰鸣。回望坝体上的那句玩笑——“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懂行的人都明白，真正的功劳榜上，并排写着两个名字：一个叫信念，一个叫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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