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有四位开国将帅的名字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连——罗荣桓、谭政、宋任穷、陈士榘。他们同为秋收起义的火种携带者，从湘赣边界的战火中与毛主席相识相知，自此风雨同舟、终身共事，用一生践行了“跟党走”的誓言。他们与毛主席的早期故事，藏着革命信仰的萌芽，映照着初心不改的赤诚。
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与毛主席最早相识相知的一位，这份缘分始于秋收起义的艰难征程。1927年9月，身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党代表的罗荣桓，正带着部队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起义受挫后，疟疾蔓延、粮草匮乏，不少战士纷纷离队，近视的罗荣桓忍着脚痛，在队伍末尾搀扶病号、帮战友背枪，拼尽全力收拢队伍。就在这人心涣散的危局中，他在里仁学校见到了毛泽东。毛主席那句“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要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的讲话，如明灯照亮了他迷茫的心，让他“一下子坚定了革命意志，决心跟定毛委员”。
三湾改编中，罗荣桓成为人民军队最早的七位连队党代表之一，亲身参与“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践。当特务连发展新党员时，毛主席亲自出席入党宣誓仪式，以“我站第一名”的姿态引领战士们宣誓，这一幕深深烙印在罗荣桓心中，成为他毕生坚守的信仰坐标。毛主席后来评价他“忠心耿耿”，这份信任源于秋收起义时的患难与共。
谭政与毛主席的渊源，藏着同乡、校友的双重羁绊。这位出身湘乡东山学堂的“师爷”，1927年以团部书记的身份参加秋收起义，经罗荣桓引荐见到了毛泽东。当得知两人同为湘潭邻县、且都毕业于东山学堂时，毛主席欣喜地直呼“我们是同学哦”。更巧的是，谭政的岳父陈绍纯是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曾嘱托他务必找到“毛润之”。
毛主席听闻后动情地说：“陈老先生是革命有功之臣，将来要你领着我去看望他”。这份家常般的对话，让两人迅速拉近了距离。起义受挫后，谭政拒绝离队，跟着部队登上井冈山，不久便被毛主席任命为秘书。在茅坪的油灯下，他抄录毛主席的报告、整理会议纪要，亲眼见证《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的诞生，也从中学到了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后来古田会议上，他受毛主席委托调研整理部队问题，为决议起草提供第一手材料，15年后又起草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谭政报告》，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里程碑。
宋任穷与毛主席的相识，带着一份“临危受命”的使命担当。1927年9月，时任浏阳工农义勇军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接到江西省委的紧急任务：怀揣一封药水密信，寻找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当时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沿途敌军密布，宋任穷带着60块银圆，与交通员昼伏夜出，历经艰险终于在莲花县城见到了毛主席。他亲手递交密信，将剩余的银圆连零找钱都悉数上交。
这封密信印证了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情况，为毛主席最终选定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关键参考。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这份认可让宋任穷坚定了追随的决心。三湾改编后，他被编入第3营第7连任文书，从此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始终践行着送信时的忠诚。
陈士榘与毛主席的缘分，始于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1927年9月，18岁的陈士榘随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在文家市会师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面对师长余洒度坚持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毛主席力排众议提出向农村转移，这份远见让陈士榘深深折服。三湾改编后，毛主席着手在士兵中发展党员，陈士榘成为他亲自批准的第一批工农骨干党员。在简陋的杂货店里，毛主席逐一询问新党员“为什么入党”，然后带领他们庄严宣誓。
这场特殊的入党仪式，让陈士榘终生铭记“为工农打仗”的初心。不久后茶陵危机爆发，叛徒陈浩企图投敌，陈士榘星夜赶往茅坪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立即带病驰援，下令逮捕叛徒，纯洁了革命队伍，而陈士榘也因忠诚果敢，当选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士兵代表。从井冈山的黄洋界保卫战到长征中的设营开路，他始终是毛主席信赖的“开路先锋”。
四位将帅与毛主席的早期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细节中彰显着革命情谊的纯粹。他们有的在危局中被毛主席的思想照亮，有的因乡音乡情结下羁绊，有的为传递关键信息历经艰险，有的在入党仪式上确立信仰。秋收起义的火种不仅点燃了革命的燎原之势，更凝聚了跨越一生的信任与追随。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长征路上到解放战场，他们始终坚守在毛主席身边，用军事才华与政治智慧辅佐革命事业，践行着“一辈子共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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