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解放，蔡群帆揣着一包刚领的白糖往家赶，想给老娘冲碗甜豆浆。推门，门板直接倒地，灶台上爬满藤蔓，邻居说：“你妈去年跟着运粮队往北走了，再没回来。”他愣在原地，白糖撒了一鞋面，像一层薄雪。
九年前，他偷跑去参加新四军，杨凤珠追到十六铺码头，没哭，把唯一的棉袄塞进他背包：“死也别冻死。”此后她成了日伪名单上的“匪属”，摊牌那天，她把祖屋抵给青帮换了两条机帆船，连夜送十几个学生去江北，自己跟着走，一针一线缝军装，缝到手指变形。山东的冬天，棉花里夹碎布，她愣是做出“能扛零下二十度”的棉裤，被四野后勤部记了一等功。部队里没人知道她儿子是何方神圣，只晓得“杨大姐的线勒得紧，冻不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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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蔡群帆奉调北京受阅，火车在天津临时停车，他跳月台买烧鸡，回车厢时对面坐了个穿旧军装的瘦小老太，正帮卫生员拧绷带。两人对视三秒，同时伸手，却都没敢抱——他肩章上是两杠三星，她胸前只有一枚“解放东北”纪念章。杨凤珠第一句话是：“别哭，眼泪冻。”第二句：“我带了三十双袜子，给你连里娃。”那天夜里，蔡群帆在乘务室写家信，只写一行：“妈还活着，比当将军更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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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第九兵团北上，杨凤珠已病得咳血，仍随被服车到了鸭绿江边。她给二十军官兵发完最后一批棉背心，回哈尔滨途中肺痨大发作，死在齐齐哈尔小站。消息传到长津湖，蔡群帆正带工兵炸桥，雪地里跪不下去，只能把脸埋进雪堆，憋出一声呜咽。多年后，他给儿子取名“齐生”，小名“小站”。有人问他为啥，他说：“那一站，我妈把祖国托给我，我把命托给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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