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里见惯了“利润优先”的说法，老板们把账本看得比什么都重也不算新鲜事。
但像郭鹤年这样，把对祖国的责任摆到商业利益之上的商人，真的没几个。
他一手打造了金龙鱼、香格里拉这些响当当的品牌，在东南亚更是人称“糖王”，可真正让他刻进国人心里的，是冷战时那桩秘密交易和那句铁骨铮铮的话：“国家信任我，我若自己掺一脚，那是对中国不忠。”
可能有人觉得这话有点“过时”，但了解过他当年的经历就知道，这不是口号，是用真金白银和身家性命撑起来的承诺。
今天咱们就好好说说这位华商传奇，从那30万吨糖的故事讲起，再看看这份初心到现在是怎么延续的。
1973年的一个深夜，伦敦酒店里的郭鹤年刚忙完工作准备休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搅了局。
他本来想挂掉，这个点的来电大多没好事，可对方固执地响了一遍又一遍。
接起电话的瞬间，他的睡意全没了——是中国商务部的工作人员。
对方没绕圈子，直接说明来意：“国家急需30万吨白糖，国际上被封锁得厉害，想请您帮忙想想办法。”
挂了电话，郭鹤年一夜没合眼。
他太清楚这里面的风险了，当时冷战正紧，美国带头对中国搞物资禁运，糖作为基础民生品，早就在“禁运清单”上。
30万吨可不是小数目，一旦走漏风声，不光糖买不到，他自己的公司也会被美西方拉进“黑名单”。
那时候他的生意刚在东南亚站稳脚跟，真要是被制裁，整个商业帝国都可能垮掉。
可他没法拒绝。
祖籍福建的父母从小就教他“根在中国”，现在祖国找上门，哪能推托？
没过几天，他就悄悄赶到香港，和代表外贸部对接此事的华润集团碰了头，敲定由他秘密采购30万吨白糖。
可谁也没料到，变数来得这么快。
刚接下这单生意，国际糖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涨了20%到25%。
手下人都劝他：“老板，要么解约重签要差价，要么咱们自己留一部分糖趁机赚一笔，不然太亏了。”
按当时的行情，光是补差价就能多赚好几十亿，换谁看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郭鹤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跟手下说：“国家现在缺糖又缺钱才找我，我要是趁火打劫，还算个人吗？绝对不能对中国不忠。”
为了守承诺，他不光没提涨价，还自掏腰包补上了价格差。
要知道，他的公司不是国企，没有财政兜底，这笔钱砸进去收不回来，搞不好就是破产的下场。
这份底气，其实从小就刻在了他骨子里。
他的父亲郭钦鉴是福建福州人，早年带着家人去马来西亚做粮油糖生意，虽然在国外扎了根，但从没忘本。
1948年，25岁的郭鹤年接手家族生意，凭着眼光把生意越做越大。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他和当地政府合作建了第一家炼糖厂，从泰国、古巴进口原料卖到全球，没几年就垄断了东南亚蔗糖生意，成了名副其实的“糖王”。
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国，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回祖国看看”，1973年的邀约，对他来说更像是一次“报恩”。
帮中国买到30万吨糖后，郭鹤年和中国的联系就没断过。
80年代改革开放，他成了第一批来投资的外资商人。
1985年北京要建国贸大厦，找了好几家外国公司，要么漫天要价要么提不合理要求，工程一直开不了工。
郭鹤年听说后主动找上门：“这活儿我来干。”
有人劝他三思，这项目能不能赚钱谁也说不准，风险太大了。
可他说：“我在银行存着一个多亿美金，就是等着机会回馈祖国，花再多钱都不心疼。”
最后他拿出5亿美元投建国贸，这在当时是外资在中国最大的一笔投资。
更让人佩服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外国老板因为局势变化纷纷撤资，郭鹤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光没撤，还加大了投资。
香格里拉酒店、金龙鱼的母公司嘉里粮油，都是那时候慢慢铺开的。
有记者问他怕不怕亏，他笑着说：“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跟祖国一起发展不会错。”
现在郭鹤年已经99岁了，可他的这份初心，通过金龙鱼一直延续着。
就说刚过去的11月，第八届进博会在上海举行，金龙鱼母公司益海嘉里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参展了。
这届进博会上，他们带来的“一粒稻穀的全价值开发”故事，让人看到了这份责任的新模样。
在进博会的展位上，金龙鱼展示了水稻循环经济模式：稻穀不光能变成大米，连平时被丢掉的稻壳、米糠都被“榨干”了价值。
用米糠榨取稻米油的技术突破，帮国家减轻了不少油料进口压力。
工作人员现场介绍，全国年产2亿吨水稻的米糠要是都用来榨油，能生产约230万吨稻米油，相当于全国小包装油供应量的5%，能为国家节省1.1亿亩大豆耕地。
他们还搞出了“6步鮮米精控技术”，从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到鲜食，全程守着大米的新鲜度。
就说“鲜割”模式，能减少5%的田间损失，提高1%-4%的出米率。
按北方一季作区水稻产量算，要是都用这模式，能减少约235万吨损失，相当于2100万人一年的大米消费量。
生意可以无国界，但商人不能忘了根。
郭鹤年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商业传奇，从来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关键时刻敢站出来说“我来帮”的担当。
这份初心，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