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那一刻，津泽胜的听诊器还挂在脖子上，白大褂口袋里插着半块没来得及分给病房孩子的高粱饴。他倒下去的姿势像在给地板听诊，血却比任何脉搏都响。
沙飞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时，枪卡壳了。他嘟囔着“胶片是假的，敌人也是假的”，被警卫按在水泥地上，还伸手去够那台摔裂的徕卡，仿佛镜头能替他挡住36年后的平反通知书。
聂荣臻在批死刑的那张纸上先写了“不同意”，又划掉，改回“同意”。据说他当晚把一盘清蒸鲳鱼拨到一边，只吃了两口米饭，对秘书说：“南方人未必都爱吃鱼，可沙飞是真的饿。”饿的是胃，也是脑子——1948年冬天，沙飞把棉袄当了换胶卷，自己在雪地里抖着拍伤员，底片比棉絮更能给他取暖。
津泽胜的日语病历写得像汉诗，他把“营养不良”写成“麦穗离土”，把“截肢”写成“树送冬天”。被杀前一周，他刚把一名日军俘虏的断肢缝回去，那俘虏醒来用中文骂“鬼子”，他笑着回：“骂得对，先活下去再骂。”同一间病房里，沙飞半夜把护士递来的药片攥在手心，说药是富士胶片做的，会曝光他的内脏。没人敢告诉他，那些药片其实是津医生用日本带来的维C磨的，怕他肺烂得更快。
行刑队里有个新兵年后才知道，自己瞄准的师级干部拍过《将军与孤女》。他复员回河北老家，看见县照相馆挂的聂荣臻题字“沙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当场把椅子砸烂——那年月，没人教过士兵“精神病”三个字怎么写，只教过“纪律”怎么读。
最惨的是沙飞的女儿。1986年她去烈士陵园给父亲补拍遗像，相机里装着当年爸爸没用完的120胶卷。冲洗出来才发现，第一格就是津泽胜医生1947年在病房给八路军伤员换药的侧影，白大褂被阳光镀成过曝的亮，像提前36年写好的道歉信。女儿把这张照片烧在两人墓中间，灰烬飞起来像两只撞碎的黑鸽子。
战争最大的后遗症，不是缺胳膊少腿，是让好人互相开枪，再让清醒的人替疯子还债。 今天如果你去华北烈士陵园，两块碑离得不远：一块刻着“国际主义战士津泽胜”，一块刻着“革命摄影家沙飞”。中间的石板缝里长出几株野薄荷，摘一片嚼，先辣后凉——像历史给出的迟来止痛片，只够含，不够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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