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落成那年，北京冬天冷得邪性，脚手架上的焊花却一夜没落。万里把铺盖卷儿塞进工地旁一间没门的工棚，跟瓦匠挤一条通铺，半夜被冻醒，就蹲在门口啃冷馒头算进度。十个月“奇迹”背后，其实是他拿秒表掐出来的：缺东北红松，他直接给林业部打电话，“不给木头，我就把大会堂的柱子改成水泥”；玻璃运不来，他连夜把火车车皮调到秦皇岛，装船就走。那阵子他口袋里常备两包烟，一包“大前门”打发工人，一包“熊猫”留着陪苏联专家——谁干活利索，就蹭根好烟，跟哄孩子似的。

后来他被扣上“黑干将”帽子，关进牛棚，别人写检讨，他写《农村调查笔记》，把马克思“小农经济”那段话划得通红。1977年，邓小平一句“要选个敢打粮食的干部”，把他扔到安徽。火车进蚌埠，沿途满是拎破碗讨饭的农民，他把秘书赶下车，自己坐手扶拖拉机钻进凤阳，看见一家人大年三十用棉絮煮“稀饭”，当场把省委配给他的特供面粉卸下一半。回合肥开会，他拍着桌子吼：“集体再这么集下去，人都要集没了！”肥西山南公社第一个偷偷把地分下去，他听完汇报，只说一句“秋后算帐，增产我请酒，减产我掉头”，转身把电话线拔了，省得有人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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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收，合肥粮库第一次堆成山，农民把第一袋麦子写上“万里收”三个粉笔字，直接扛到省委大门口。那天他蹲在马路边，捧新麦嚼得咯吱响，笑得像个刚偷到糖的孩子。后来有人替他算过，安徽农民人均一年多吃两百斤粮，不是魔术，就是把“大锅”砸了，换成自家的小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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