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外蒙古，人们心中都会咯噔一下，它的独立不仅让中国损失了近1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失去了很多资源。
但研究历史会发现，当年外蒙古独立时有一个部落支持留在中国，这个部落就是——达里冈爱，但最终还是归蒙古国，那么，达里冈爱为何支持留在中国？达里冈爱现在的发展如何呢？
达里冈爱是清朝最大的皇家牧场，它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在行政上直属于内务府上驷院。
它由驻扎在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兼管，既不属于内蒙古的盟旗体系，也不在负责外蒙古事务的库伦办事大臣辖区之内，这种独特的“飞地”属性，为其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从法理上看，达里冈爱的归属本应清晰无误，根据1913年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以及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这片牧场被明确划定为中国领土，而非自治外蒙古的一部分。
然而，国际条约的墨迹未干，残酷的地缘现实就扑面而来，就在外蒙古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后不久，1912年上半年，外蒙古的军队便武装占领了达里冈爱。
尽管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过抗议，但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收复这片土地，这一占领状态持续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达里冈爱在事实上已成为外蒙古的一部分。
1943年，它被改建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赫巴托尔省，到新中国成立后着手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时，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了稳定的居民和成型的行政区划。
中蒙两国关于边界的谈判自1954年开始，历时八年，过程异常艰难，达里冈爱是谈判桌上最核心、最敏感的争议焦点。
中方依据历史文献和条约，坚持其法理主权，蒙古方则强调长达数十年的实际管辖现状，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其背后的复杂性远超一般领土纠纷。
最终的解决，体现了一种基于现实的政治智慧，为了彻底解决边界争端，维护两国关系的长远大局，中方做出了重大让步。
1962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签署，承认了既成事实，达里冈爱地区正式划归蒙古国。
当我们将目光从这片牧场的归属，转向生活在广袤蒙古高原上的部落时，会发现一个更为悲壮的故事。
在外蒙古宣布独立的浪潮中，并非所有部族都选择了同一条道路，与积极响应独立的喀尔喀蒙古诸部不同，杜尔伯特部站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一边。
杜尔伯特部属于卫拉特蒙古的一支，主要活动在科布多地区，其首领噶勒章那木济勒在清朝享有崇高地位，被授予“左翼副将军”等职衔。
这种长期且紧密的政治联系，塑造了该部落对清廷的深厚认同，当1911年独立风波骤起时，噶勒章那木济勒选择了支持清朝，反对分裂。
1912年，独立势力兵锋西指，科布多成为风暴眼，噶勒章那木济勒集结部众，与清廷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共同坚守城池。
然而，他们的抵抗在得到沙俄大力支持的独立军队面前，显得力量悬殊。
更令人扼腕的是，根据后世解密的档案，沙俄甚至采用了截获并篡改清廷密电等阴谋手段，加速了科布多的陷落。
城破之后，杜尔伯特部的抵抗宣告失败，噶勒章那木济勒于次年去世，这个部落的政治选择，也随之被席卷而来的历史洪流所淹没。
时过境迁，这片曾经的皇家牧场和那个特立独行的部落，今天又是何种光景？
达里冈爱，如今的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已经发展成该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它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质牧场，畜牧业产值惊人。
苏赫巴托尔省
更引人注目的是，地下探明蕴藏着海量的铜、金等矿产资源，价值以数百亿美元计。
作为中蒙边境的“黄金走廊”，该省拥有多个重要口岸，承载着两国近三分之一的贸易量，从经济角度看，这片土地的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然而，快速发展也伴随着严峻的生态代价，过度放牧和采矿加剧了草场退化，土地沙化严重，使之成为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重要源头之一。
为此，中蒙两国近年来加强了防沙治沙合作，共同应对这一跨国界的挑战。
而杜尔伯特部的后裔，如今主要生活在蒙古国西部的乌布苏省，人口约数万，继续从事着传统的游牧生活。
在蒙古国官方的历史叙事中，1911年的独立是民族解放的正义之举，因此，杜尔伯特部当年的“反向”选择，在主流话语中或被淡化，或作为一个复杂的注脚存在。
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的杜尔伯特蒙古人，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历史的尘埃落定，生活仍在继续。
那把刻着“忠贞不二”、重回故土的佩刀，和蒙古国博物馆里与俄制弹壳混在一起的“誓不降俄”腰牌残片，成了这段往事的沉默见证。
达里冈爱牧场在法律条文与事实占领之间的漫长拉锯，杜尔伯特部在历史洪流中孤独而执拗的抉择，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那片高原上复杂图景的一角。
它们提醒我们，历史的路径从来不是唯一的，在宏大的“必然”趋势之下，总存在着具体而微的“偶然”坚持。
这些坚持或许未能改变最终的结局，但其本身所承载的情感、忠诚与身份认同，依然是理解那段岁月不可或缺的维度。
主权与边界的变更已成定局，但土地上的生活、跨越边境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文化的交融，仍在以新的形式延续着这片土地与两岸人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