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艺谋筹拍《红高粱》，花了四万块钱，请当地农民种100亩红高粱，并且承诺：“高粱的收成归农民所有！”可等开拍时，张艺谋到田里一看，当场傻眼了。
1987年春，张艺谋刚刚坐上导演的位子，带着一腔热血和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底气，一头扎进山东高密，打算在小说的“东北乡”里找一大片能拍戏的高粱地，结果刚到地方，张艺谋和剧组就傻了眼。
他们一路从车站打听到村口，问了不少当地人，结果发现所谓的“红高粱地”，根本找不到影子。
张艺谋急了，觉得纳闷：“这不就是高粱的地盘吗？怎么地里连根高粱苗都没有？”一旁的老乡不急不慢地抽着旱烟，笑着说：“你说的那种红高粱，早些年就没人种了。
产量又低，还不好吃，这些年大家都改种玉米和小麦，图个实惠，谁还折腾高粱啊。”
剧组一下子就愣住了，张艺谋没想到，小说里波澜壮阔的高粱地，在现实里早成了回忆。
其实连莫言自己也承认，那片红高粱，多半是小时候听长辈讲的故事，自己从来没亲眼见过，小说写得热血澎湃，现实却是另一番光景。
但戏要开机，景不能等，张艺谋是个轴人，硬是盯着大家说：“假的不行，塑料布景也不行，咱就得种出来一片真的！”
这话说着轻巧，做起来全是难题，那会儿，剧组预算紧巴巴，电影还没正式立项，厂里根本不给拨钱，要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厂长“偷偷”去车间凑了四万块，张艺谋连种地的钱都没有。
四万块，在1987年可不是小数目，能买辆桑塔纳，能盖半个大瓦房，钱终于到手，张艺谋又赶紧托副导演杨凤良去村里和农民谈，开出每亩地三百块的价码，只要把这片地种成红高粱，收成全归农民。
合同签得明明白白，农民们一听，觉得稳赚不赔，乐呵呵答应下来。
可接下来事就没那么顺，高密那年春天怪得很，种下去的高粱刚发苗，天就干了，从五月到七月，雨水几乎没下过，大地都裂了缝，苗子长不高，叶子卷成条，地头的老农看着说：“这天不下雨，高粱能长才怪。”
张艺谋心里着急，天天往地里跑，有时蹲在地头一坐就是半天，盯着那几寸高的小苗发呆，副导演杨凤良看他愁得不行，开玩笑说：“要不你自己去跳舞，盼盼雨？”
高粱苗还招了蚜虫，几个农民一边喷药，一边嘀咕：“这是天不帮忙啊！”剧组里传开了风声，说导演为了拍戏，把自己逼成了农技员。
眼看真要砸锅，张艺谋没辙，直接给莫言发了封信，求老乡帮忙，莫言跑去县里找领导，领导一听是给电影拍高粱，立马批了五吨化肥，还专门开会布置，说要把这片地当“政治任务”来抓。
化肥下田后，情况才算见点起色，张艺谋和剧组的人就像看自家孩子似的，天天跟在农民屁股后头，不放心，连农民撒化肥都得盯着，生怕肥料被挪到别处。
有人笑他“较真”，张艺谋撇撇嘴，回头说：“咱这片高粱要是长不起来，这电影还拍什么？”
时间到了秋天，地里的高粱终于争气了，那片地起初种了一百亩，最后能用的也就五十来亩，但这五十亩红高粱，风一吹就像红浪滚滚，一下子把人拉进了小说里。
剧组的人都围着地头看，张艺谋在地里转了三圈，突然就蹲下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哭了还是笑了，农民们也凑过来看，有人说：“没想到，种高粱还能拍电影。”
可开拍那天，张艺谋还是傻眼了，原本约好的农民，有的收了钱没来，有的种得稀稀拉拉，地里有一块没种全，有一块又长得太密。
走到最北头，竟然发现有一片地直接改种了玉米，张艺谋当时就急了，问地头的老农：“咋回事？不是说好了都种高粱吗？”
老农愣了愣，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只让我们种，没说不能顺带种点别的，玉米好卖啊，万一你们电影拍完了，我们还能收一茬。”
张艺谋半天没说话，脸色有点古怪，有人劝他：“导演，农民也不容易，怕收成不好，得留条后路。”
张艺谋摇摇头，没再多说，转身走进地头，第二天，他亲自带着剧组伙计，把玉米全拔了，补种高粱，有人说他死心眼，他自己却觉得，不死心眼就拍不好电影。
电影开机那天，天刚蒙蒙亮，剧组在高粱地里准备着，巩俐和姜文做造型，张艺谋自己在地里来回踱步，手里攥着剧本，嘴里嘟囔着镜头。
高粱地里一拍就是好几天，演员摔倒在泥里，裤腿上全是泥巴和露水，张艺谋亲自上阵，教大家怎么在高粱地里跑，怎么打滚，怎么让镜头看起来“有劲儿”。
那场“颠轿”的戏，巩俐摔得膝盖都青了，姜文满脸都是泥，张艺谋在旁边嚷嚷：“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可也正是这股“疯劲”，让《红高粱》成了一部传奇，电影出来后，全国都轰动了，那会儿票价才几毛钱，据说这电影硬是卖出了4000多万的票房。
果然，这部片子得了金熊奖，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野劲儿”和土地的生命，如今30多年过去了，高密的高粱地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符号，大家都记得那片红色的浪潮，也记得一个导演和一群农民，怎么一起在荒地上闯出了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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