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北京的一场细雨把北海公园打得一片黯淡。刚刚“复出”的夏衍撑着伞走过北岸，他对秘书李子云轻声说了句：“潘汉年的事，总会有个了结。”那年，他七十五岁。七载之后，果然迎来了悬而未决的平反通告，而这段小插曲，也成了后来许多人追索那封“陈云信笺”的缘起。时间像漏斗，溯源得越久，许多看似支离的碎片，反而拼出了清晰图景。
1982年8月23日，中央宣布为潘汉年恢复名誉。消息一传出，曾在解放前与潘同处文化统战线、情报线的老同志们心里都松了口气。彼时正在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该有个交代。”十一月初，他挥笔写下一封不足百字的亲笔信，信里仅一句核心要求——“请写篇纪念文章，登《人民日报》”。末尾添上半行小字：“写自己所知即可。”语气平和，却分量极重。
信是陈云办公室秘书亲手送到东城区府学胡同的。秘书敲门时，夏衍正在翻《孝经》旧注，见到公函，略愣，转而笑道：“我明白了，老陈还是那个老陈。”这句话只有他自己听得懂。二人自一九三零年代沪上并肩时起，便形成默契：无论公开还是隐蔽的任务，能说几分就说几分，绝不添枝加叶。
距离收到信，仅过去二十天，11月23日清晨，《人民日报》头版右栏刊出《怀念潘汉年同志》的署名文章。字数不过三千，却情理交织、克制含蓄。老报人朱匡山回忆，当晚排版车间不少师傅主动留下校对，“连标点都不敢改”。文章甫一见报，各地老同志、电台、海外侨胞来信铺天盖地，编务处统计，两周信件逾四千封。陈云再看到合订本时，只点点头，没说话。
读者只看到了夏衍笔下的“点点滴滴”，却少有人知道整篇稿件删改了五稿。有一段早期手稿这样写：“1930年秋夜，潘汉年交给我一张无名片条，嘱我单线联系杨度。”编辑部认为杨度身份仍涉密，建议删除。夏衍想了想，删。原稿中还提到“保留了昔日日记”，同样被他亲手勾掉。有人问他：“留一点细节或许更有趣？”他摇头，只说一句：“那是纪律。”
再往前追溯，二人结识要从1927年底说起。那时潘在特科，夏衍在鲁迅号召下筹建“左联”，公开身份是文艺青年，暗里却接触统战工作。闸北街头、霞飞路咖啡馆、同孚祥旧仓库，一场场秘密碰头像电影穿插。潘汉年擅长布局，以“可靠、简捷、单线”著称；夏衍长于笔墨，能把宏大方针转成市井可听的故事。周恩来评价过这种组合：“一笔一枪”，缺一不可。
1935年，田汉被捕，剧本《凤凰的再生》几乎夭折。负责善后的恰是夏衍，他将剧本改称《风云儿女》，又把末尾歌词再润色交给聂耳。聂耳谱曲时笑道：“这段旋律，能让全中国都站起来。”这话没夸张，《义勇军进行曲》一年后就在上海街头传唱。很多年后，夏衍谈及此事，还感慨潘汉年提前打点安全通道，“要不然材料根本运不出来”。这种细节，在纪念文章中一字未提。
五十年代初，“潘汉年案”风声日紧。1955年4月，夏衍被要求隔离审查，同住东四十条六号院的邻居直到多年后才知道内情。隔离期间，他写下数十万字“自述材料”，字里行间对潘只保留称呼“开兄”。这一称谓，沿用自1937年。严冬单人房里，他顶着两盏白炽灯写材料，偶尔抬头，能听见走廊远处值班员咳嗽。有人问过他怕不怕，他说：“怕，就不入这一行。”
1962年，潘汉年在北京一所干部特护病房里获准保外就医。按照批示，他需在京养病三月，然后迁往湖南涞江茶场。离京前他给夏衍打了电话，只说一句：“别送，省得麻烦。”夏衍没有出现，却托秘书送去一盒邮票和两本旧剧本。潘汉年看着包裹，长叹：“老夏这人，心里有数。”他的沉默，是另一种体面。
1983年4月15日，北京站月台上出现罕见的场面：廖承志、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十余位白发老人静候13次特快，站台无喧哗，只有风声。潘汉年、余琍两位老同志的骨灰盒，由茶场专人护送抵京。列车停稳，众人上前，默默接过。短短几十米的通道，他们走得极慢，仿佛怕有一点颠簸。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仪式极简，连哀乐都只放了三遍。结束后，廖承志轻声说：“该落地的，都落地了。”
同年五月，茶场又给夏衍寄来一封信，附了几张黑白相片。一封平头百姓的信，却盖着潇湘山区邮政日戳。照片上，两只灰黑色骨灰盒静置于松柏掩映处，背后山坡种满矮茶。夏衍看完，只叹一句：“好，好。”
夏衍后来再未提笔专写隐蔽战线。有人劝他，“您若写，能填补许多空白。”他摆手：“档案没解密，写出来也是坑。”1990年，他在病榻上交代秘书整理文稿，唯独嘱咐不得收录那篇1982年《人民日报》纪念文的原始手稿。他说，“刊出的就够了，剩下的留给史家。”
直到今天，陈云那封不足百字的信仍存放在国家博物馆档案室，展柜编号J1091。玻璃柜顶灯柔和，字迹微微发黄，却依旧清楚。信纸右上角，陈云写下落款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这枚精准时间戳，把一段特殊战线的友谊，定格在了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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