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的清晨，北京已有些凉意。侯波在新华社的暗房里，把一只磨损的牛皮纸袋放进铁皮柜，袋口露出一张旧底片——那是十二年前在香山拍的合影。她轻轻合上柜门，眼前浮现的仍是1949年那天的阳光、树影和一颗颗颜色不一的军装纽扣。
那张底片，在中南海里被叫作“罕见的三人照”。罕见，一是因为毛主席极少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二是因为照片记录了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主席上衣的四颗纽扣，三绿一黄，且两个口袋干脆没纽扣。很多年后，摄影史研究者放大这幅影像，才把注意力从历史人物转向那几处颜色的差异，他们说，节俭的生活方式就在那一针一线里。
1949年5月初，香山双清别墅迎客频繁。外事活动结束后，庭院里只剩三个人收拾设备：徐肖冰、侯波和正在翻阅文件的毛主席。其实，徐肖冰与主席在延安就熟识，再同框并不稀奇，可侯波调来北京不过三个月，一直站在丈夫身后当助手，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短暂沉默被一句玩笑打破。“这个握闪光灯的女同志是哪里人？”主席放下文件，看向侯波。徐肖冰答：“山西夏县，叫侯波。”听到“夏县”，毛主席马上接了典故：“关公故里呀！陈赓打歼灭战时也在那里。”语气像邻家长辈，侯波原本紧绷的背脊一下子就放松了。
“来，照张相吧。”毛主席忽然提议。侯波以为自己听错，下意识摆手。主席笑道：“女同志是半边天，站中间。”于是三人并肩而立，快门“咔嚓”一声，光线定格。紧接着，毛主席又说：“单拍一张，让她留作纪念。”这才有了那幅后来频频出现在影展里的双人照。
若只看肖像，观众多半注意到侯波挂在胸前的莱卡和她腰间那条替代皮带的麻绳；若再仔细，就会发现主席衣襟最上面的黄扣明显与其他三个绿色不同。两颗胸袋纽扣干脆缺位，缝线露白。有人好奇，新中国筹建在即，领导人真的就没几件成套军装？事实上，当时毛主席随身行李极简单，穿旧了的衣服只是补补再穿，不到不得已绝不添置。
同一时期，国统区的报纸常刊登蒋介石崭新中山装的照片。对比之下，这几颗纽扣更显分量。史料里还记录了一个小片段：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一件新军装，被拒绝，“能挡风就行”是当时的原话。侯波后来回忆，这种克己不仅体现在衣着，更是对身边人的严格要求——不炫耀，不摆谱，不合影留念成为一条默契。
合影之后，侯波继续那段十三年的拍摄生涯，重要场合、日常瞬间、工作会议，她都在镜头后等候最佳光圈。“毛主席回韶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1959年6月，韶山中学操场上，主席与师生同坐草垫，画面里每个人都在笑。诗人臧克家说，这张照片能“听见声音”，指的正是那股生动的场景感染力。
照片角落有两个依偎在主席身边的小学生，彭淑清和蒋含宇。谁也没料到，二十多年后，两人成了夫妻。一张合影串联起革命领袖与普通孩子的命运，这就是影像的魔力。
侯波一生留下十余万张底片，其中公开出版的毛主席影像有七百余幅；统计显示，超过一半出自她手。她的作品没有刻意的戏剧化构图，更多是真实、自然的表情和动作。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对历史并不敏感的观众也能从影像里捕捉到亲切感。
多年以后，研究者评价那套纽扣：“它们让1949年的空气有了触感。”照片之外，还有一段被忽略的小事——侯波把三人合影放大，一直挂在家里客厅。记者问她缘由，她只说：“提醒自己别忘了主席的叮嘱，好好为人民拍照。”一句朴素的话，道尽一位红墙摄影师的职业信条。
香山别墅当年的石阶至今还在，槐树也长得更高。若把那张合影重新摆在石阶旁，或许只有纽扣依旧显眼：它们颜色各异，却稳稳扣住了衣襟，也扣住了那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节俭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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