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陕北的黄土漫天飞扬，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停在我面前。
那个穿干部服的男人拽着她的手，像丢垃圾一样将我推开，冷冷地对我说：“小子，她不是你这种人能碰的。”
而她，我定了婚约的秦悦，那个肚子里正怀着我们孩子的她，却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当晚，我点燃了我们唯一的合照，以为这辈子缘分已尽，情债已清。
我以为那就是结局，直到二十多年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声响起。
我才知道，那个我恨了半生的女人，为我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01
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陕北的风。
那风刮在脸上，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
但只要一想到秦悦，那风里就仿佛有了米酒的甜香。
我们那批知青是七三年秋天到的陕北。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坐了两天两夜。
下了火车，又换乘解放牌大卡车。
车斗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路颠簸，黄土飞扬。
我从上海来，穿着当时自以为时髦的的确良衬衫。
颠了半天，那白衬衫就成了黄的。
车停在了一个叫冯家坪的村口。
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
那一刻，火车上关于建设广阔天地的豪情，被风吹得一干二净。
我们一百多个知青，被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
我和秦悦，还有另外十几个男女，分到了二队。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就是在分行李的时候。
她提着一个旧皮箱，箱子的角都磨破了。
她站在人群的边缘，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垂着眼。
她的脸色很白，和周围的黄土格格不入。
我们住在一排新挖的窑洞里。
男女分开，中间隔着大队部的晒谷场。
窑洞里除了一盘大土炕，什么都没有。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新鲜泥土和石灰的味道。
陕北的日子，是劳动，无休无止的劳动。
天不亮就得上山开荒，把石头遍布的坡地变成梯田。
天黑透了，才能拖着一身疲惫回来。
吃的，是黑乎乎的玉米窝头和清汤寡水的疙瘩汤。
水，要从几里地外的河沟里一担一担挑上来。
我因为在城里时经常帮家里扛米，力气大，被分去担水。
秦悦的身子骨弱，队里照顾她，让她去喂猪。
那是个看着轻省，其实很磨人的活。
猪圈的味道能把人熏个跟头。
她每次从猪圈回来，都低着头，躲着人走。
我看得出来，她很不适应。
她吃饭的时候，总是挑最小的那个窝头。
吃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人也一天比一天瘦，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
我担水回来，总会路过她住的窑洞。
有一次，我看到她的水缸空了。
同窑洞的女知青都在河边洗衣服，没人帮她。
我把担子放下，将自己桶里的一半水倒进了她的缸里。
第二天，我吃饭的时候，碗里多了一块被掰开的窝头。
我抬头，看到秦悦正飞快地收回手，脸红到了耳根。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会给她的水缸添满水。
而我的碗里，也总会多出半块窝头，或是一个煮熟的土豆。
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熟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在没人的时候说几句话。
在去上工的路上，或者在收工回来的田埂上。
我才知道她从北京来，父亲是军区干部。
因为一场政治风波，她父亲被隔离审查。
她作为子女，被下放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个背景，像一道无形的墙，把她和所有人都隔开了。
村里人对她敬而远之。
知青们也怕惹上麻烦，没人主动跟她来往。
只有我，一个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不懂那些复杂的道道。
我只觉得，她太孤单了。
我开始变着法子帮她。
她喂猪的猪食太重，我收工后会帮她去抬。
她的窑洞漏风，我找来泥巴和稻草，帮她把缝隙糊上。
她生病了，我跑几十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给她买药。
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会偷偷在我枕头下塞两个煮熟的鸡蛋。
她会把我磨破了洞的袜子，在夜里悄悄补好。
我们的感情，就在这黄土高原上，无声无息地滋长。
七五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十一月，就下了一场封山的大雪。
雪下得有半人高，所有的劳动都停了。
大队部组织我们学习文件，开忆苦思甜大会。
那天，我白天在山上帮老乡修窑洞，淋了雪，着了凉。
晚上就发起高烧，人事不省。
老支书看我烧得厉害，特批我不用去开会，留在窑洞休息。
同窑洞的男知青都走了，只剩我一个。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冰窖。
牙齿不停地打颤，身上却烫得像火烧。
我迷迷糊糊中，感觉窑洞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一道瘦弱的身影，裹着一身寒气钻了进来。
是秦悦。
她头发上、肩膀上都是雪花。
她没有去开会，冒着大雪跑了过来。
她的手冻得通红，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热气腾腾的疙瘩汤。
“卫东，你醒醒，吃点东西。”她轻声叫我。
她用勺子舀起一勺，放在嘴边吹了又吹，才小心翼翼地送到我嘴边。
我喝了一口，疙瘩汤顺着喉咙滑下去，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
她喂我喝完了整碗汤。
又跑到外面，用盆子装了一盆干净的雪。
她把毛巾在雪里浸湿，拧干，敷在我滚烫的额头上。
冰凉的毛巾让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一些。
窑洞里的油灯，光亮如豆，只能照亮土炕周围的一小块地方。
窗外是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粒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
窑洞里却异常安静，我甚至能听到她紧张的呼吸声。
我看着她为我忙碌的身影，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一下子就塌了。
等我退了烧，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睁开眼，她还守在我身边，趴在炕沿上睡着了。
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我轻轻动了一下，她立刻就惊醒了。
“你醒了？还难受吗？”她急切地问。
我摇摇头，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也很软，在我粗糙的手掌里微微发抖。
“秦悦。”我叫她的名字。
她“嗯”了一声，低着头，不敢看我。
“等以后政策好了，我们一起申请回城，好不好？”
她没说话，只是更用力地点了点头。
“回到城里，我们就结婚。”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亮得惊人。
我看着她的眼睛，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结婚。”
她还是没说话，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我最宝贵的东西。
一支家里寄来的英雄牌钢笔，我一直舍不得用。
我把钢笔塞到她手里。
“这个，算是我的聘礼。”
她擦了擦眼泪，从脖子上摘下一个用红绳穿着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手帕。
手帕的角落，用红线歪歪扭扭地绣了两个字：平安。
“这个，给你。”她的声音很小，像蚊子叫。
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陕北这孔破旧的窑洞里，我们私定了终身。
老支书后来还是知道了我们的事。
村里没有秘密。
他把我们叫到他家的窑洞里，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了半天旱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和秦悦都低着头，紧张得手心冒汗。
最后，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叹了口气。
“都是苦命的娃。”
“我不管你们，但你们自己要小心，千万别让人抓到把柄。”
他又看向我，语气严肃了些：“卫东，你是个男人，要护好人家姑娘。”
我使劲点头：“支书，您放心！”
他半开玩笑地说：“等你俩办席那天，我来给你们证婚。”
有了这个约定，再苦再累的日子，好像都有了盼头。
我们比以前更小心了。
在人前，我们几乎不说话，甚至不敢对视。
但只要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交汇，就能明白对方心里想什么。
那是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懂的默契。
02
开春之后，秦悦开始不对劲。
她闻到猪圈的味道就恶心，吃什么吐什么。
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脸色蜡黄。
我起初以为她是吃坏了肚子，急得不行。
我把自己的工分都换了鸡蛋，煮熟了偷偷塞给她。
可她还是没有好转。
直到有一次，她在地里锄草，突然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我当时正在不远处修田埂，看到她倒下，魂都吓飞了。
我背起她，疯了一样地往村里的赤脚医生那儿跑。
赤脚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王，很有经验。
他让秦悦躺在里屋的土炕上，给她把了脉。
他又翻了翻她的眼皮，看了看她的舌苔。
他把我叫到屋外，关上门，压低了声音。
“是喜脉，快两个月了。”
我当时就懵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几百只苍蝇在飞。
我扶着门框，才没让自己倒下去。
秦悦从里屋走出来，她的脸，比墙上的石灰还要白。
我们走出医务室，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回到窑洞，秦悦抱着膝盖，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黄土。
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能把人压死的大事。
这不仅是个人名声的问题。
被发现，就要被拉到全村人面前开批斗会。
罪名是“生活作风腐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档案里会记上一个大大的污点，这辈子都别想回城，别想有好前途。
更何况，秦悦的家庭背景还那么敏感。
这件事要是捅出去，不仅她完了，她远在北京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我看着她单薄瘦弱、不停发抖的肩膀，心里像被无数根针扎一样疼。
我走过去，从背后紧紧地抱住她。
“别怕，有我。”
她在我怀里，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们马上结婚。”我一遍遍地对她说。
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只要在肚子显怀之前，拿到那张盖了红章的结婚证，一切就都名正言顺了。
我第二天就去找了老支书。
老支书听完，手里的烟锅“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手都发抖：“你个浑小子！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他跺着脚在屋里转了好几圈。
骂归骂，他最终还是在煤油灯下，给我写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介绍信。
“快去快回，别耽搁了。”他把信交给我时，嘱咐道。
我揣着那封像救命稻草一样的介绍信，借了村里唯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我骑了几十里崎岖的山路，赶到了公社。
公社大院里，几个干部正围着一棵大槐树下棋。
我找到了管民政的那个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正织着毛衣。
我说明来意，递上介绍信。
她眼皮都没抬一下，说：“管这事的刘干事去县里开会了，一个星期才回来。”
我心里一沉，急忙问：“那您能先帮我把材料收一下吗？”
她不耐烦地摆摆手：“等刘干事回来再说。”
我没办法，只能骑着车，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失望回了村。
那一个星期，我们俩过得像在火上烤。
白天，秦悦尽量躲在窑洞里，不敢见人，只说是病了。
我则拼了命地干活，想多挣点工分，去跟老乡换几个鸡蛋给她补身体。
晚上，我们才敢在窑洞里说几句话。
她靠在我怀里，手轻轻地放在还很平坦的小腹上。
“卫东，你说，他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憧憬。
我说：“都好，只要像你，就都好。”
她就在我怀里笑了，笑得特别好看，像黑夜里开出的花。
那段时间，我们唯一的奢侈，是去找公社的照相师傅，拍了一张合照。
照相师傅就在公社大院里支个摊子。
背景是一块画着天安门的蓝布。
拍照要五毛钱，还要一张相片票，那是我攒了很久的。
照片上，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紧张地挺直了腰板。
她穿着一件带小碎花的布衫，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们并排站着，肩膀几乎要碰到一起，但又隔着一点距离。
我们都笑得很腼腆，又藏不住眼里的光。
这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我们对未来所有幸福的想象。
一个星期后，我再去公社，那个刘干事总算回来了。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挺着个啤酒肚，梳着油光锃亮的分头。
他慢条斯理地看了我的介绍信，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结婚是大事，要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他把介绍信推了回来，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
这一等，又是半个月。
期间，我跑了公社四五趟。
每一次，刘干事都用同样的理由搪塞我。
我后来才从老支书那里打听到，有人写了匿名信，把我和秦悦的事捅到了公社。
信里说得很难听，说我们是“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公社不敢得罪秦悦家那边的人，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就把这事压了下来，不批也不拒。
我和秦悦，被彻底逼到了绝路上。
秦悦的肚子，已经微微能看出些轮廓了。
她开始用宽大的衣服遮着，走路也总是下意识地弓着背。
知青点里已经有了些风言风语。
那天下午，天气异常燥热，空气里都是呛人的黄土味道。
我正在地里翻土，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这声音在安静的村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和突兀。
在地头休息的社员们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往村口看。
我直起腰，看到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卷着漫天黄尘，停在了晒谷场上。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人，脸上像是结了冰，非常严肃。
他径直走向老支书的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不一会儿，就有在附近玩耍的小孩跑过来说：“车是来接北京那个女知青的！”
我扔下锄头，像疯了一样地往知青点跑。
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窑洞门口，正好看见那个男人和秦悦站在外面。
男人正低声对秦悦说着什么，语气很急迫，态度很坚决。
秦悦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因为用力而绷紧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冲了过去，大声喊：“秦悦！”
那个男人转过头，用一种冰冷的、审视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不屑和警告，像在看一只碍事的苍蝇。
他一把拉住秦悦的手腕，说：“时间不多了，马上走。”
我冲上去想拉开他：“你们是什么人？要带她去哪？我是她对象，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男人轻蔑地冷笑了一声：“结婚？就凭你？”
他手上猛地用力，把秦悦往吉普车那边拽。
最让我心碎的一幕发生了。
秦悦没有反抗。
她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她的身体僵硬，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拖着走。
就在她被拉上车的前一秒，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用另一只手，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反手塞进了我们窑洞的门缝里。
整个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
然后，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秦悦！”
我嘶喊着她的名字，想去追。
那个男人回身挡在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冷冷地说：“小子，别自不量力，她不是你这种人能碰的。以后离她远点。”
吉普车发出一声咆哮，发动了。
车轮卷起的黄土，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
我绕开那个男人，追着车跑了很远很远。
我摔倒了，膝盖和手掌都磕破了，流出了血。
我又爬起来，继续追。
直到吉普车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黄土路的尽头。
直到我再也跑不动了，瘫倒在地上，喉咙里都灌满了黄土的腥味。
我始终没有听到秦悦的一句话，一个解释。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剩下她那个决绝的、不曾回头的背影，和那辆代表着权力和远方的吉普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知青点的。
一路上，村民们远远地看着我，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几个相熟的知青想上来安慰我，张了张嘴，最终又都默默地走开了。
他们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怜悯，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复杂。
我像个游魂一样，回到我们那孔又黑又暗的窑洞。
窑洞里还留着她的气息。
土炕上，还放着她没织完的那件小小的婴儿毛衣。
我看到门缝里，露出了那一点东西。
我伸出手，用颤抖的手指，把它夹了出来。
是那支我送给她的英雄牌钢笔。
钢笔下面，还压着一沓被揉得皱巴巴的钱。
我一张一张地数了数，五张十块的，一共五十块。
在那个年代，一个壮劳力干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了，像被扔进了数九寒冬的冰窟窿。
钢笔，是还给我的定情信物。
钱，是给我的补偿，或者说是封口费。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孩子，我们那些关于未来的约定，就值这五十块钱。
我被愚弄了。
我被彻底地抛弃了。
她和她的家庭，终究是看不起我这个上海弄堂里出来的穷小子。
我们的山盟海誓，在权力和现实面前，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巨大的悲痛和屈辱，像两只大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无法呼吸。
我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晚上，我从箱子底，翻出了那张我们唯一的合照。
照片上，我们笑得那么幸福，那么天真。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
橘红色的火焰，在我眼前跳动。
我把火焰凑到照片的边缘。
照片“呲”的一声，开始燃烧。
它在火焰中慢慢蜷曲，变黑。
我们幸福的笑脸，也一点点地扭曲，变形，最后化为乌有。
我松开手，任由那撮黑色的灰烬，从我指缝间飘落。
我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心，对自己说，卫东，这辈子，你和她的缘分，到头了。
03
从那天起，我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说话，也不再笑。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
挑水，开荒，修大坝。
哪里活最重，哪里最危险，我就去哪里。
我成了生产队里最不要命的劳模。
只有在累到极致，身体像散了架一样的时候，我才不会去想她，不会去想那个无声的背影。
几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知青点里一片欢腾。
和我同批来的知青，都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我的名字，在第一批回城的名单上。
可是在去公社登记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窑洞里，喝了一整瓶劣质的白酒。
然后，我把那张宝贵的回城申请表，撕得粉碎。
纸屑像雪花一样，飘了一地。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许是在跟自己赌气。
又或许，是在我心底最深处，还在可笑地、固执地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回音。
我留在了陕北。
又过了几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才终于离开那片埋葬了我青春和爱情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切都变了。
父母老了，头发白了。
我熟悉的弄堂拆了，盖起了新的楼房。
我在一家国营工厂找了份技术员的工作，每天和冰冷的机器、油腻的零件打交道。
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她是个本分的上海女人，在纺织厂上班，话不多，但很会照顾人。
我们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
日子过得平淡如水，不好不坏，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
我把陕北的那段往事，连同那个叫秦悦的女人，一起焊死在记忆的铁盒里。
我从不跟任何人提起。
妻子只知道我当过知青，在农村吃过很多苦。
女儿也只知道爸爸年轻时在很远很远的黄土高坡上待过。
我以为，这辈子就会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深秋夜晚。
妻子和女儿都睡了，屋里很安静。
我戴着老花镜，在客厅的台灯下，核对一张第二天要用的技术图纸。
日子安静得像一潭死水。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那是我刚换不久的诺基亚，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号码。
我拿出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的数字，区号是北京的。
我接了起来，声音有些不耐烦：“喂，哪位？”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只能听到一阵轻微的、似乎有些紧张的呼吸声。
那呼吸声很轻，却仿佛带着千钧之力，压得电话线都快要断裂。
就在我以为是骚扰电话，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苍老、沙哑，却又依稀熟悉的女声，迟疑地响了起来。
“请问……是卫东吗？”
那一瞬间，我握着铅笔的手，猛地一抖。
笔尖“啪”的一声，在图纸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刺耳的黑痕。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要停止跳动。
这个声音……
这个我曾在无数个午夜梦回时听到，却又以为永生永世都再也听不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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