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了，卫东，这事……你让我再想想。”
昏暗的地下车库里，马健掐灭了烟头，就是不看我的眼睛。
我的高级职称评级报告，正压在他这位省科协新任人事副科长的桌上。
我曾以为，凭着技校时我分他一半生活费、帮他熬过最难那两年的交情，这次评级不过是板上钉钉。
可如今，他刻意疏远，百般刁难。
这双曾因感激而通红的眼睛里，现在藏着的究竟是身不由己的为难，还是早已盘算好的背叛？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即将对我的人生，做出宣判。
01
省科协的年度职称评级通知，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办公室湖面。
一圈圈的涟漪，在每个人心里荡开。
我的名字卫东，在这份名单的“高级工程师”申报序列里，排在第三位。
资历、项目、论文，每一项我都过硬。
这个高级职称，我等了五年。
它不只是一张纸，更是薪水、分房，以及一个技术人员所能追求的全部尊严。
同事们在茶水间里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
“听说了吗，这次的最终决定权，基本就在人事处那位新提的马副科长手上。”
“马健？”
“可不是嘛，年轻有为，听说上面有人。”
马健。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捅进我记忆的锁孔。
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在我脑海里响起。
我手里的笔停在半空，墨点在文件上晕开一小团。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只是默默起身，接了杯水。
温热的水流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泛起的那股陈年旧味。
那味道，混合着廉价烟草、发霉墙壁和十六年前的青春。
十六年前，我们都还不是“小卫”和“马副科长”。
我是卫东，他是我的宿舍长，马健。
那是一所不起眼的省属技校，我们的宿舍在走廊尽头。
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的铁架床咯吱作响。
马健睡在我上铺。
他家在最偏远的山区，贫穷像焊在他骨子里的一块铁。
开学第一天，他只带了一个灰色的旧帆布包，里面是两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
入学第二个月，他父亲在工地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瘫了。
家里的天，塌了。
我记得那个夜晚，宿舍熄了灯，所有人都睡了。
上铺传来一阵压抑的、细微的抽泣声。
床板在轻微地颤抖。
我没出声，悄悄爬起来，给他递上去一支烟。
他接过去，我们就坐在黑暗里，看着那点红光忽明忽暗。
从那天起，他开始拼命地在校外打零工。
去餐馆刷盘子，到工地扛水泥，给电脑城发传单。
他因此经常缺课，专业课的成绩一落千丈。
辅导员找他谈话，警告他再有挂科就拿不到毕业证。
他坐在床沿，双手插在头发里，一言不发。
我看不下去。
我的家境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
每个月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我掰了一半出来。
我不敢直接给他，怕伤他那薄得像纸一样的自尊。
我把钱夹在他专业书的某一页，等他自己翻到。
或者，我买两份饭，端回宿舍，说自己眼睛大肚子小，吃不完，让他帮忙解决。
冬天来了，学校不供暖，宿舍里冷得像冰窖。
他只有一床薄薄的夹被。
夜里，他总是被冻得蜷缩成一团。
我趁他出去打工，把家里给我寄来的新棉被抱到他床上，把他的旧被子拿了过来。
他回来后，站在床边，看着那床厚实的棉被，很久很久。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爬上床，用被子蒙住了头。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听到他因为寒冷而发出的牙齿打颤声。
学业上，我成了他的专属“补课老师”。
每天晚上，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我就把白天老师讲的重点，连同我抄录的整齐笔记，一起摊在他面前。
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地给他讲。
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我没叫醒他，只是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盖在他身上。
两年时间，一千多个日夜。
他就这样，靠着零工的微薄收入和我的接济，摇摇晃晃地撑了下来。
没有挂科，没有退学。
毕业散伙饭那天，所有人都喝多了。
马健端着一杯廉价的白酒，走到我面前。
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
他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
“东子。”他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这份恩情，我马健记一辈子。”
“以后，但凡我有出头之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刀山火海，我给你趟！”
说完，他把一杯酒全灌了下去，眼泪跟着流了下来。
我相信了他。
我信他说的每一个字。
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
我凭着过硬的技术，进了省科协。
他则考了公务员，几经辗转，也进了这个系统。
我们偶尔还有联系，但随着他越走越高，联系也越来越少。
直到最后，只剩下逢年过节的一条群发祝福短信。
我理解。
人往高处走，圈子不同了，没必要强融。
可我心里总觉得，那份在患难中结下的情谊，是不会变的。
现在，机会来了。
我的评级，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我没有主动去找他。
我觉得不需要。
以我们的交情，他看到我的名字，自然会懂。
可一个星期过去了，风平浪静。
两个星期过去，依旧毫无动静。
我有点坐不住了。
这天中午在食堂，我终于“偶遇”了他。
他正和几个处长一起吃饭，谈笑风生。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块我看不出牌子的表。
和我记忆里那个穿着掉色运动服的少年，判若两人。
他看到我了。
他脸上的笑容，有那么一秒钟的凝固。
我端着餐盘，朝他笑了笑，叫了一声：“健哥。”
周围的领导都看了过来。
马健的表情立刻恢复了职业化。
他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又客气。
“哦，小卫啊。”
没有“东子”。
是“小卫”。
“最近工作怎么样？”他公式化地问。
“挺好的，马科长。”我也只能跟着他的称呼走。
“嗯，好好干。”他简单地应了一句。
“那……马科长你们慢用，我先过去了。”我识趣地端着餐盘走开。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要和我多说一句话的意思。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故人重逢的喜悦。
我坐在角落里，嘴里的饭菜味同嚼蜡。
我安慰自己，他现在是领导，在公共场合，要注意影响。
对，一定是这样。
他有他的难处。
我应该体谅他。
02
申报材料递交上去，初审很顺利。
我的业绩报告和项目成果，在所有申报人里都是最亮眼的。
负责初审的老张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卫，这次肯定没问题，你的材料太硬了。”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看来，是我想多了。
马健还是那个马健，他会在规则内给我最大的公平。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星期后。
办公室里开始有风声传出来。
说另一个申报人，技术三处的张工，这次势在必得。
张工的资历比我浅，手上的项目成果也远不如我。
但他有个优势。
他的舅舅是单位里一位实权副主席。
而且，最近很多人看到，张工和马健走得很近。
他们一起钓鱼，一起吃饭，甚至有人看到张工往马健车的后备箱里塞了两个沉甸甸的盒子。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开始怀疑，那份在食堂里的冷淡，并非伪装。
很快，我的怀疑得到了验证。
人事处的一个电话打了过来，通知我的申报材料出了问题。
说我其中一个核心项目的证明文件，“签章格式不符合最新规定”，需要项目甲方重新盖章。
我当时就懵了。
那份文件，是我亲自去甲方单位办的，前前后后检查了不下十遍。
上面的红色印章，清晰得不能再清晰。
我拿着材料去人事处找马健。
他的办公室门关着。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我推门进去，看到他正坐在办公桌后，低头审阅文件。
“马科长。”
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哦，是小卫啊，有什么事吗？”
我把那份被退回的材料放在他桌上。
“马科长，这份材料说格式不对，可我……”
他没等我说完，就拿起了材料。
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只是指着那个印章说：“你看，这个章，边缘有点模糊，按照规定，必须是绝对清晰的。这是流程，我也没办法。”
他的手指在发抖。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印章清晰无比，所谓的“边缘模糊”，根本是无稽之谈。
“这……”我还想争辩。
“规定就是规定，小卫，你还是赶紧去重新办一份吧，不然过了截止日期，今年就没机会了。”他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
他的眼睛，始终没有和我正面对视。
我拿着那份材料，走出了人事处。
走廊里的白炽灯，照得我有些眩晕。
我明白了。
这是在刁难我。
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程序问题”，来拖延我的时间。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立刻请假，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赶到那个项目所在的城市。
甲方的负责人很不解。
“小卫，这章不是盖得好好的吗？你们单位这是什么新规矩？”
我只能陪着笑脸，说尽了好话，求爷爷告奶奶，才让对方同意重新走一遍繁琐的盖章流程。
等我拿着盖好章的新文件回到单位时，已经是两天后了。
我把文件交到人事处。
接待我的办事员看了一眼日期，面无表情地说：“哦，你这个属于逾期补交，按照规定，会在最终评审里酌情扣分。”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我冲到马健的办公室门口，门又关着。
我甚至没有敲门，一把推开了它。
马健正和张工在里面喝茶。
看到我闯进来，两人都是一愣。
张工脸上挂着得意的、看好戏的笑容。
马健的脸色则变得非常难看。
“卫东，你干什么？！”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我。
“马健！”我也喊了回去，“你到底什么意思？先是无故退回我的材料，现在又说我逾期扣分，你存心的是不是？”
马-健站了起来，脸色铁青。
他对张工说：“你先出去一下。”
张工撇了撇嘴，慢悠悠地走了出去，还贴心地帮我们关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空气仿佛凝固了。
“卫东，你冷静点。”马健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疲惫。
“我怎么冷静？我拿你当兄弟，你就是这么对我的？”我指着他，手在发抖。
“兄弟？”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卫东，我们都长大了，不是在技校了。这里是单位，讲的是规矩，是人情世故，不是兄弟义气。”
“所以，张工送你的那两条烟、那两瓶酒，就是你讲的人情世故？”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你……你别胡说！”
“我胡说？马健，你敢说你没收？”我步步紧逼。
他后退了一步，靠在办公桌上。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卫东，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这个单位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有些事，不是我能决定的。你好自为之吧。”
他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我彻底心寒了。
那句“不是我能决定的”，就是推脱。
那句“水深”，就是借口。
他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会在深夜里因为感动而流泪的少年。
他成了一个被权力异化的，彻头彻尾的官僚。
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牺牲掉我。
那个曾经说过“刀山火海，我给你趟”的兄弟，亲手在我背后，捅了一刀。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我没有再去找他。
我知道，一切都已成定局。
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工作，等待那个最终的宣判日。
03
最终评审会那天，天气阴沉。
会议室在行政楼的顶层，戒备森严。
所有候选人都在门外的休息室里等待。
每个人都正襟危坐，表情严肃。
只有张工，靠在椅子上，悠闲地玩着手机，脸上是稳操胜券的笑容。
他看到我，还故意扬了扬眉毛，做了一个挑衅的口型。
我没理他，只是盯着地面上自己的鞋尖。
“下一位，技术一处，卫东。”
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
正中间是几位单位的大领导，两旁是各个部门抽调来的评委。
我的目光，第一时间就锁定了评委席侧后方，那个属于人事处的位置。
马健就坐在那里。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前放着一个摊开的笔记本和一支笔。
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憔悴了，脸色有些苍白。
在我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
只有一秒钟。
或者，连一秒钟都不到。
就像是被针狠狠扎了一下，他猛地垂下眼帘，把头低了下去。
我迈步走向会议室中央的陈述席。
那短短的十米路，我走得异常沉重。
我能感觉到，一道道审视的、挑剔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但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马健身上。
他低着头，死死地盯着自己面前的那个笔记本。
他的姿势很僵硬，肩膀绷得紧紧的。
放在桌下的那双手，我看不见。
但我猜，那双手一定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攥到指节都发白了。
我开始做个人陈述。
从我的工作履历，到我负责过的项目，再到我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专利。
我的声音很平稳，没有一丝波澜。
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
在我陈述的整整十分钟里，我用眼角的余光，无数次地瞥向他。
他一次都没有抬起头。
一次都没有。
他就那样，像一尊石化的雕像，维持着那个低头的姿势。
他不敢看我。
我心里冷笑。
这不是愧疚。
这是懦弱。
这是做出背叛选择后，心虚到不敢面对我的铁证。
他怕从我的眼睛里，看到失望，看到质问，看到我们那早已被他丢进垃圾堆的过去。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各位评委。”
我鞠了一躬，转身，朝门口走去。
在我手搭上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是那个姿势，仿佛要用目光把那个笔记本钻出一个洞来。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哒”声。
那声音，像是为我那段长达十六年的所谓“兄弟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输了。
输给了张工的背景。
输给了马健的野心。
输得彻彻底底，一败涂地。
回到家，我没有开灯。
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从柜子里摸出一瓶白酒。
我没有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口，狠狠地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体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像压了一块巨石。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我没有理会。
它又固执地响了一下。
我烦躁地掏出来，以为是单位的什么工作通知。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一条短信。
“车库，你的后备箱，我放了个档案袋。”
“看完就烧了，别回信，别找我。”
没有署名。
我愣住了。
这是谁？恶作剧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诈骗。
但这条短信的内容，又不像。
我的心，莫名地狂跳起来。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驱使着我站了起来。
我抓起车钥匙，冲下了楼。
04
深夜的地下车库，空旷而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
我找到自己的车，按下了后备箱的开启键。
“啪”的一声轻响。
后备箱缓缓升起。
我探头进去，在备胎旁边的角落里，真的看到了一个黄色的牛皮纸档案袋。
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的手有些发抖。
我拿起那个档案袋，它有一定的厚度和重量。
我关上后备箱，没有在车库里打开。
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反锁了门。
我站在客厅中央，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撕开了档案袋的封口。
里面的东西，散落在了茶几上。
我的瞳孔，瞬间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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