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天，香港北角的一间摄影棚里传来清脆爆破声，“再翻一个，卡！”成龙挥手示意收工，站在灯光外的吴冰揉了揉肩膀，心里却盘算着更远的事。那一年，她刚从纽约飞抵香港，被临时叫来给《舞台姐妹》做替身，片场的节奏让她找到久违的紧张感，也让她第一次真正嗅到商业的味道。
时间往前推六年。1985年，17岁的吴冰因为腰伤退下国家体操队。奖牌摆满橱柜，可她明白，竞技生涯的顶点往往只是人生序幕。她留校完成学业，却对“每天走操场带队列”的教练岗位毫无兴趣。出国执教成了出口，她先落脚墨尔本，随后北上纽约。可美国少年练体操只当课外兴趣，教练只能说服而不能喝斥，她常常无奈：“不逼一把，动作永远成不了型。”这句牢骚后来被队员当成笑谈。
1991到1993年，是她彻底改写履历的三年。香港武打片急缺能上天入地的女替身，吴冰那套“阿拉伯空翻接前直立”的动作在片场成了抢手货。三年十五部戏，她几乎没时间睡觉。同行说她挣钱快，她却看出更大的缝隙——广告行业刚刚起步，所有人都在拿港片明星做“软植入”，但真正懂拍摄流程又能和国际团队沟通的人几乎没有。
于是1993年，吴冰回到北京，联合在洛杉矶结识的导演迈克·兰与广告人肖文阁，注册了一家翻译成“DMG”的制作公司。注册资金才几十万美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创意、统筹、后期都自己干。第一支啤酒广告差点因消防喷淋淹了机器，所有人都傻眼时，她一句话顶了场面：“先关闸，再借机位，天亮必须复机。”第二天拍摄如期完成，客户愣是多给了10%的尾款。
世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速度。2004年，DMG带着百威广告杀进戛纳国际广告节，中国团队第一次被邀请登台；2009年，国际广告协会把“年度领先全球独立机构”授给了DMG，此时公司已拥有三百名员工，年营收过十亿人民币。扩张期里，吴冰每天凌晨三点查看邮件，嘴上嚷着“困死了”，手指却不停敲键盘。
广告做大后，她把触角伸向电影。2008年《建国大业》里悄悄塞了四个品牌标识，市场反馈不俗，让她看到银幕另一种可能。紧接着《杜拉拉升职记》赢得1.3亿票房，她意识到国内银幕数量激增（当时已过五千块），资本正渴望新故事。2011年，中美合拍片《环形使者》顺势启动，她硬是把故事背景从巴黎搬到上海陆家嘴——为了那几秒外滩夜景，她跟导演吵了三晚，最后还是赢了。“中国元素必须露脸。”她坚称。
真正让吴冰扬名的是2012年的《钢铁侠3》。迪士尼盘点全球伙伴时，DMG被选中负责亚太市场投资与发行。谈判桌上，吴冰抛出全链条合作方案：资金、置景、衍生品统统打包，一次到位。对方犹豫，她只抛出一句轻描淡写的英文：“Trust me，we can deliver.” 合约签字后，她被好莱坞同行叫成“女钢铁侠”，连凌晨两点还能回邮件的劲头都成了励志佳话。
2013年5月1日，《钢铁侠3》在中国上映，当天票房1.3亿。全球最终12亿美元的成绩给DMG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放大了另一面风险——资本追逐。2014年开始，国内A股刮起文化传媒上市风，公司财务报表被层层包装，利润率一年翻番；市场看不出端倪，股民反倒趋之若鹜。DMG只用了两个涨停板便站上400亿市值高位。
然而狂飙不止往往意味着驱动器失效。内部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海外关联交易金额异常，吴冰在2015年设立的三家维京群岛壳公司频繁接收大额转账。会计师提出质疑，她只说一句：“特殊市场操作，别问细节。”同年底，资产划转规模突破44亿人民币，资金循着复杂通道流向美国西部，转账理由写得干净利落——“版权预付款”。
2016年2月，证监会启动调查。外界刚嗅到不对劲时，吴冰已剪掉长发，持美国护照登上洛杉矶航班。同机乘客记得她戴着鸭舌帽，看不清表情。四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通报：DMG财务造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核心嫌疑人吴冰已离境。公司市值瞬间蒸发，数千名投资者账户归零，哀叹声占满股民论坛。
“为什么要走？”一位老同事曾通过电话追问。吴冰只丢下一句：“我病了，回不来。”通话即被挂断。随后，她在美国加州购置高尔夫球场别墅，换了私人飞机，还被当地媒体拍到在马里布沙滩遛狗。国内的诉讼通知书一份份寄往洛杉矶，却全被律师以“当事人身体状况不宜出庭”为由挡回。
从皇城根下的五岁体校学童，到好莱坞舞台中央的华人制片人，这段跨度三十年的轨迹曾经被无数励志讲坛反复引用。遗憾的是，最终被写进法院卷宗的却是四十四亿的资金黑洞。竞技场教给她的果断与勇气，在金融杠杆前转成了另一种冒险；而冒险的后果，是几千户家庭的养老金蒸发，以及一摞见不到人的传票。体操冠军、广告女王、女钢铁侠……这些称呼如今只剩历史注脚，被留在搜索引擎的角落里，成为商业教科书里“失控的增长”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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