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8日的凌晨，上海外滩还笼着寒意，一辆深色福特轿车疾驰而过，车里的人紧紧攥着皮手套，神情惶急。司机低声提醒：“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这名匆忙出逃者，正是军统东南特务区长毛森。不到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城，他深知留在上海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决定奔赴台湾。这一夜，成了他四十一年特务生涯的分水岭。
时间倒回1908年，浙江江山的农村刚迎来破晓。毛家长子呱呱坠地，取名毛森。二十年代末，他考入浙江警官学校，被戴笠相中，随后进入军统体系。枪法准、心狠，他很快被派到杭州站任职。身边同僚背地里说：“这小子没半分犹豫，像拧螺丝一样干活。”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冷血作风。
对毛森而言，1945年日本投降不意味着硝烟散尽，反而带来了更狂热的“剿共”机会。同年九月，他接管汪伪七六号特工总部，原先的档案、暗室、刑具尽数落入手中。上海地下党多条交通线因此被他一把攥住。短短数月，近百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就包括在医院疗伤的金柯夫妇。毛森诱迫二人叛变，再把他们送回苏北搞破坏，刀俎与鱼肉之间，转眼完成角色互换。
进入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已是一盘残棋，可毛森仍旧发出大批逮捕令。仅上海一城，他先后抓捕三千余人并处决三百余人，李白、秦鸿钧等优秀地下工作者惨遭杀害。有人提醒他形势已去，不必再造杀孽，他摆手：“上峰的命令，照办就是。”嘴上说的是命令，其实是赌徒心态，想用流血换取蒋介石最后的赏识。
同年五月，上海战局尘埃落定。毛森先搭船逃往厦门，再飞往台北。抵达后，蒋经国为笼络旧部，将他安插进所谓“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毛森仍旧负责敌后破坏，福鼎、温州沿海的渔民对他的暗袭记忆犹新，夜里渔火刚亮，海面就突遭炮击，十几艘渔船被迫弃网奔逃，苦不堪言。
然而在台湾的七年，并没有让毛森重拾往日风光。情报战连连失利，他的职位逐渐边缘化。1956年，他带着积攒的金条和外汇去了琉球，随后又辗转泰国、美国，靠房产和股票过活。多年漂泊，让他产生了浓烈的乡土情结。常有人听到他自语：“要是还能回江山老家走一趟，死也闭眼。”
机会出现在1992年。彼时两岸往来渐多，八十四岁的毛森以探亲名义回国。机舱落地浦东时，他拄着手杖站在舷梯口足足停了半分钟，面色复杂。随行亲属提醒：“注意点，别多说话。”谁料几天后，他在江山老街见到翻新的水泥路、崭新的校舍，突然情难自抑，对围观乡亲脱口而出八个字：“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这句赞叹，让旁人一时愣神。
街角的小卖铺老板忍不住追问：“毛先生，当年真杀过那么多人？”老板的口气有敬畏也有探究。毛森沉吟片刻，只回一句：“那时候，我得听命令，混口饭吃。”语气平静，却难掩逃避意味，再无下文。
一周探亲期里，他去祖坟上添土，又捐出一笔钱给当地中学修理图书馆。乡亲们请他写几个字，他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看似朴素，背后却是对彻底落空的人生算计的一声叹息。有人好奇，他为何敢在大街上盛赞共产党？熟识他的旧警察分析：“晚年飘零，唯一能让他踏实的，是脚下这片土地。到了这把年纪，他更怕无处安身。”
毛森后半生极少提及地下刑室里的血迹，也很少谈及台湾时期的暗杀计划。他对外只重复一句话：“过去的事，早翻篇了。”但历史不会随一句轻描淡写而消散。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在1949年的滥杀，也记下他对下属下达“先枪决后备案”的口头命令。档案封面仍在发黄，字迹还透着当年的戾气。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冬天，他再次申请入境大陆未果，理由是“健康原因不宜长途旅行”。一年后，毛森病逝于纽约，享年八十六岁。遗嘱里，他要求骨灰撒在故乡江郎山脚，但家属最终只是寄来一个空罐。当地民众对此颇为无奈：“他的人生戏台上，连最后一幕都虚无。”
毛森的一生，前半段是铁血阴影，后半段是漂泊无根。四十一岁仓皇逃台，八十四岁当街称赞共产党，两个悬殊场景之间，并没有英雄转折，只是时代巨轮碾过个人命运的必然。正如一位研究者总结：“在迅速更替的政权面前，个体如果失去底线，总会被潮水裹挟。而潮水退去，留下的既有深仇，也有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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