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的灯光是惨白的，像手术室的无影灯，能照见毛孔里每一粒未曾清扫干净的粉末。我坐在折叠椅上，微微扬起脸，任由化妆师用一把坚硬的刷子，将高光重重地扫在我的颧骨上。“再亮些，”她自言自语，“灯光吃妆。”于是，更多银白色的粉末簌簌落下，我感觉自己的面颊正在被铸造成一件光洁的、反光的瓷器。假睫毛的梗压得眼睑发沉，每一根都像是黑色的小小砝码，将“灵动”这样的词从眼睛里一点点压出去，只留下一种标准化的、空洞的漂亮。这便是我工作的“战袍”：一张精致到毫无破绽，却也毫无生气的面具。
厚重的帷幕之外，是另一个世界。香氛、皮革与抛光剂的味道热烘烘地混杂在一起，人声与背景音乐嗡嗡地汇成一片嘈杂的海。而当我穿着那身紧裹住身体、布料少得只够表达“概念”的礼服，踩着十五厘米的细高跟，一步一步走向聚光灯下那辆锃亮如盔甲的跑车时，所有的声音会骤然退潮。不，不是退潮，是转移。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像探照灯般齐刷刷地打过来，焦点却暧昧地游移在我与冰冷的金属车身之间。我们——我和车——被并置在一起，成为同一场“性能”与“美感”的联合展演。我的笑容弧度，手臂摆放的位置，乃至眼神流转的方向，都在排练手册上被精确规定。我是一份会呼吸的、名为“奢华”或“力量”的视觉说明书。
时间在这种静态的展演中，被拉成一条细韧而痛苦的线。脚踝在高跟鞋里肿胀发烫，仿佛在无声地燃烧；脊椎为了维持一个前凸后翘的“S”形，早已僵硬酸麻，像一根生了锈的弹簧。最冷的空调风，也吹不散聚光灯打在皮肤上的灼热。但比物理的酸痛更磨人的，是一种被“物化”的冰凉触感。偶尔有观众举起手机，镜头几乎要贴到我的腿上，他们低声讨论的是曲线的比例，而非一个人的姓名。我听见有人对同伴说：“这车配这模特，绝了。”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在许多人眼中，我和身旁这辆线条流畅的机器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被定价、被观赏、被欲望的“展品”。我们共享同一种沉默。
只有回到那个堆满杂物、飘散着廉价发胶气味的后台，脱下那双刑具般的高跟鞋，用油腻的卸妆棉粗暴地擦去脸上厚重的油彩时，短暂的“我”才摇摇晃晃地回来。镜子里的人，眼皮浮肿，脸颊残留着红痕，陌生又疲惫。这时，手机或许会亮起，是家人关切的信息：“今天工作累吗？拍张照片看看呀。”我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最终只回了两个字：“还好。”我无法发送那些光鲜亮丽的现场图，那不是我。那是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名为“车模”的幻象。
这份职业的心酸，从不在于站立八小时的劳累，也不在于冬日薄衫夏日的闷热。而在于你必须主动将自己折叠进一个扁平的、美丽的符号里，供人消费与解读；在于你深知所有的目光都在评估你作为“配件”的合格度，却必须报以永恒的微笑；更在于，当夜色深沉，华彩落幕，你亲手卸下那个符号，却有时会在镜中困惑：那个被符号紧紧包裹过的、真实的自己，究竟被搁浅在了哪一层油彩之下，哪一个后台的角落。我们贩卖幻想，而最昂贵的代价，是偶尔会模糊了自己与幻想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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