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大婚之后的郭布罗·婉容要在储秀宫里沐浴，她是不需要自己动手的。
从头到脚，她就像一尊别人家供着的玉娃娃，坐在那儿，一根手指头都不会自己抬一下。
这事儿，是孙耀庭后来跟人说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头了。
可一提起当年伺候皇后洗澡的景儿，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攥紧，好像那浴盆里的水汽，隔着大半个世纪，还能烫着他。
那时候，他叫“王成祥”，是宫里人花钱给他买的名字。
他自个儿的本名孙耀庭，连同他身上那点男人的根，早在他八岁那年，就让他爹用一把镰刀给割了。
他爹是天津静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庄稼人，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琢磨着让儿子进宫当差，能混口饱饭，将来没准还能给家里置几亩地。
可他爹下刀子那会儿，是1911年，武昌那边已经闹起来了。
等孙耀庭从昏死中醒过来，躺在破席子上疼得打滚时，宣统皇帝溥仪已经在养心殿里签了退位诏书，大清国没了。
他爹这一刀，算是割在了历史的门槛上，里外不是人。
因为世道乱，没人引荐，孙耀庭在家里白白养了四年伤，成了个废人。
直到他十五岁那年，才托上关系，进了醇亲王府，就是溥仪他亲爹载沣的府上。
管事的嫌他本名不吉利，给他起了个名叫“顺寿”，意思是要他一辈子顺从听话。
在王府里，孙耀庭干的是最下等的活儿，劈柴、烧火、在厨房里闻油烟味。
他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个儿当成一个物件儿，主子让你干啥就干啥，眼睛不能乱瞟，嘴不能乱说，膝盖得随时准备着往地上磕。
又过了一年，他总算被送进了那座他爹心心念念的紫禁城。
这时候的紫禁城，外面是民国了，里面还关着个“小朝廷”，过着自欺欺人的日子。
孙耀庭进了宫，先是在一个老太监手底下当差，每天的工作就是提着水桶，用抹布一遍遍地擦那能照出人影儿的金砖地。
宫里的规矩比王府大太多了，走道儿得贴着墙根，碎步溜着走，见了主子得把头埋到胸口里。
他脑子灵光，手脚也麻利，很快就被调去伺候光绪的瑾妃，也就是当时被称为端康皇太妃的那位。
在太妃那儿，他攒了点钱，孝敬了宫里的老人儿，给自己买了“王成祥”这个在宫里能叫得响的名字。
从“孙耀庭”到“顺寿”，再到“王成祥”，他离自己越来越远，离那个金灿灿的权力中心却越来越近了。
溥仪大婚后，二十岁的孙耀庭因为机灵，被挑去伺候新晋的皇后婉容。
也正是在储秀宫，他亲眼见识了什么叫作皇家的荒唐。
婉容的沐浴，是一场极为繁琐又安静的仪式。
一间大屋子里，热气腾腾，空气里都是花瓣和香料的味儿。
婉容由几个贴身宫女搀着，慢悠悠地走进来，往浴盆中间的凳子上一坐，整个人就“死”了。
她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有时候是看着镜子，有时候就是看着空气，一动不动。
接下来，宫女们会跪在地上，轻手轻脚地为她解开盘扣，脱去旗袍，再一层层地剥掉里面的衣裳。
整个过程，婉容绝不会配合着抬一下胳膊或者伸一下腿。
宫女们得托着她的胳膊，抬着她的腿，像是在摆弄一个昂贵的木偶。
孙耀庭这样的太监，就跪在更外圈的地方，全程必须低着头，闭着眼。
他们的任务是听宫女的吩咐，递毛巾，递皂角，递装着清水的盆子。
“眼皮子都不能抬一下，”孙耀庭晚年回忆说，“万一冲撞了主子，脑袋就没了。
那会儿，我们这些人在主子眼里，跟猫狗也差不了多少，不算是个完整的男人，所以她们也不避讳。”
可孙耀耀庭心里清楚，自己是个心智健全的人。
这种被迫待在一个女人洗澡的屋子里的感觉，不是劳累，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屈辱。
他感觉自己不是人，就是一个会喘气、会下跪的物件儿。
水温要是不合适，宫女递毛巾慢了半拍，都可能挨一顿板子。
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让他每次伺候完都像扒了层皮。
最难熬的是，婉容洗完后，并不马上穿衣服。
她喜欢光着身子坐在浴盆里，或者坐到镜子前，欣赏着自己被水汽蒸得粉红的身体。
她看多久，屋子里所有的宫女太监就得跪多久。
地上冰凉的砖石硌得膝盖生疼，慢慢地就麻了，没知觉了。
孙耀庭只能低着头，听着水滴从皇后头发上落进盆里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时间过得特别慢。
婉容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娇美的皇后，可她的美，是靠着底下这一群人的卑躬屈膝和毫无尊严来衬托的。
宫里的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熬过去的。
除了伺候主子，他还得在宫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求生存。
他帮主子去打探别宫的消息，像个影子一样在红墙之间穿行。
他也亲眼看见过宫里的大太监趁着夜色，把一箱箱的珠宝字画偷运出宫。
1923年，建福宫那场离奇的大火，他也在救火的人群里，提着水桶来回跑，看着那座堆满珍宝的宫殿烧成一片白地。
这种日子在1924年11月5日那天，戛然而止。
冯玉祥的部队包围了紫禁城，把溥仪、婉容还有所有前清的皇室成员，像赶一群鸡鸭一样赶了出去。
孙耀庭这些依附在皇权身上的奴才们，也一下子没了着落。
他卷起自己的那点破铺盖和几块银元，茫然地走出了神武门。
回头再看那座高大的宫墙，自己最好的年华和最屈辱的记忆，都留在了里面。
他回了天津老家，可家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他身子不全，干不了农活，成了兄弟们的累赘。
在老家待不下去，他又跑回了北京，住进了北长街的万寿兴隆寺。
那地方，是清朝专门给无家可归的老太监们养老的地方。
一群从宫里出来的“废人”，凑在一起，靠着回忆和抱怨打发剩下的日子。
后来听说溥仪在东北长春又当上了“皇帝”，建了所谓的“满洲国”，孙耀庭心里那点念想又活了。
他揣着所有积蓄，一路颠簸去了长春，投奔旧主。
可那已经不是紫禁城了，规矩也变了，他在伪满洲国的皇宫里干了没多久，就得了肺病，最后还是只能拖着病体回到北京的寺庙。
这一次，他是真的死心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找到了这些散落在北京各处的老太监。
孙耀庭被安排在广化寺里做出纳，负责管理寺庙的账目，每个月给他发16块钱的生活费。
这16块钱，对孙耀庭来说，比当年在宫里拿到的任何赏赐都重。
他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米买面，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提心吊胆。
他不再是“奴才王成祥”，他成了“公民孙耀庭”。
1996年，孙耀庭在广化寺里去世，活了94岁。
他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监也就没了。
他带走的，是那段关于皇家浴盆边，一个活人被当成摆设的真实记忆。
参考资料：
贾英华. 《末代太监孙耀庭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孙耀庭（口述），贾英华（整理）. 《中国最后一位太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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