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82年的冬天，北京的风刮得特别硬，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12月5日的下午，天空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朝阳区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空气冷得让人发抖。屋里的陈设简单到了极点，一张单人床，一张旧书桌，还有几个破旧的箱子。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她叫关露，这一年她已经75岁了。
她的动作很慢，手抖得厉害。她拿过床头的一个小瓶子，那是安定片。她没有犹豫，倒了一把在手里，然后就着凉水，仰头吞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她并没有立刻躺下，而是伸手抱过了床头的一个塑料娃娃。那个娃娃做工并不精致，甚至有些廉价，穿着一件花布做的小衣服，那是关露亲手缝的。
老人的眼神有些涣散，但看着娃娃的时候，却透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柔。她轻轻拍着娃娃的后背，嘴里哼着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调子，慢慢地倒在了枕头上。
桌子上，放着一张泛黄的男人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字。旁边还有一份刚刚下发没几天的文件——那是组织部关于为她平反的决定。
所有人都以为，平反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可谁也没想到，在这个证明她清白的日子里，她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她为什么要自尽？那个塑料娃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张照片上的男人又是谁？
这一切的谜底，都要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说起。
01
80年代初的北京，胡同里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但关露住的这个小院，总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清冷。
照顾关露的保姆金大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但这几天她总觉得心里发慌。关露最近太反常了。
以前的关露，虽然身体不好，一身的病，走路都要扶着墙，脾气也古怪，爱干净到了洁癖的程度，但她眼里多少还有点光，那是想活下去的光。她总是在写东西，写回忆录，嘴里念叨着要让组织知道当年的真相。
可自从那份平反文件下来之后，关露反而变得沉默了。
那天金大姐进屋打扫卫生，看见关露正对着那个塑料娃娃说话。
“宝宝乖，妈妈给你穿新衣服。”关露的手指因为风湿变形了，捏着那根细小的针十分吃力，但她缝得极认真。
金大姐叹了口气，把抹布放下，劝道：“关大姐，您歇歇眼吧。这就是个塑料人儿，您当个宝似的。”
关露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眼神有些凌厉：“它不是塑料人，它是我的孩子！你看，它在笑呢。”
金大姐不敢吱声了。邻居们都说这老太太精神不太正常，大半辈子没结过婚，没生过娃，老了老了，把个假娃娃当亲生的养。
关露低下头，轻轻抚摸着娃娃冰凉的脸蛋，思绪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回了五十年前的大上海。
那时候，她不叫“怪老太太”，她是关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四大才女之一。
那时候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电影《十字街头》正在热映，大街小巷都在放那首主题歌《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
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她，关露。
那时候她多年轻啊，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旗袍，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她的文章一见报，那是洛阳纸贵，多少报社编辑排着队等她的稿子。
她是左联的干将，是文坛的明星。在那些激扬文字的日子里，她身边围满了才子佳人。大家在一起谈文学，谈革命，谈救国。
可是现在呢？
关露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枯瘦如柴的手，上面布满了老人斑。再看看这间逼仄阴暗的小屋，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的风光？
金大姐收拾完屋子，准备出门买菜，临走前嘱咐道：“关大姐，炉子我给您封好了，药在桌上，您记得吃。别老坐着，腰受不了。”
关露点了点头，没说话。
等门关上的那一刻，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关露把塑料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孩子……如果当年我没有答应那件事，你也该有这么大了，甚至该有孙子了吧……”她喃喃自语。
在这个世界上，她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名誉，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几十年来，她背负着“汉奸”的骂名，被人戳脊梁骨，被人吐口水。坐牢、审查、隔离，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把她的尊严踩在泥里碾压。
她在牢里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孩子。她做梦都想听一声脆生生的“妈妈”。可现实是残酷的。她为了那个崇高的理想，亲手斩断了自己成为母亲的可能。
现在，平反书来了。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
这几个字，她等了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全部葬送在了这几个字里。
既然清白了，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出去庆祝？
因为太晚了。
关露看着桌子那张男人的照片，心里的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如果是二十年前，哪怕是十年前平反，或许她还能去找他，或许还能有个家。
但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她想起前几天，一位老朋友来看她，给她带了这个塑料娃娃。当时她抱着娃娃，哭得像个泪人。老朋友说：“关露啊，以后日子好过了，国家养你老。”
关露只是苦笑。国家给了她清白，可谁能还给她那个深爱的人？
窗外的风越刮越紧，枯枝打在玻璃上啪啪作响。
关露觉得冷，透骨的冷。这种冷不是衣服能御寒的，是从心里渗出来的。
她把娃娃放在枕边，费力地站起身，走到书桌前。
桌上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年轻英俊，眉眼间透着一股书卷气和英气。他叫王炳南，她这辈子唯一爱到骨子里的男人。
她伸出手指，隔着玻璃相框，轻轻描摹着男人的眉眼。
“炳南……”她轻声唤着这个名字，声音沙哑破碎。
如果时光能倒流，回到1937年的那个春天，该多好。那时候，没有76号魔窟，没有特务，没有汉奸，只有他和她，还有那一本签了名字的诗集。
02
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关露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的是19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
那时候的她，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的前夫叫沈志远，是个大学问家，也是个革命者。两人当初也是因为理想走到一起的。可是结婚后，生活的一地鸡毛把激情磨没了。
沈志远是个传统的大男人，他希望关露在外面是才女，回家就是贤妻良母，给他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可关露是谁？她是新时代的女性，是一团火。她要在外面跑新闻，要参加游行，要写文章骂反动派。
两人为了这些琐事吵了无数次。
“你就不能安分点待在家里吗？外面兵荒马乱的！”沈志远总是这样吼她。
“国家都要亡了，你让我躲在家里当阔太太？我做不到！”关露每次都顶回去。
后来，关露怀孕了。为了工作，她偷偷去医院打掉了孩子。这件事成了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沈志远大发雷霆，两人彻底决裂。
离婚后的关露，发誓要把毕生精力都献给革命事业，不再谈儿女情长。
直到1937年，她遇到了王炳南。
那天晚上，在妹夫家里，关露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男人。
王炳南穿着一件做工考究的大衣，举止优雅，谈吐不凡。他不仅懂革命道理，还懂文学，懂艺术，说话风趣幽默，没有半点那种老学究的酸腐气。
关露的心，在那一刻跳漏了一拍。
后来，两人接触多了，关露发现，王炳南就是上天专门为她打造的另一半。
他懂她的诗，懂她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她。他从来不会说“女人就该回家带孩子”这种话，反而鼓励关露多写文章，多为抗日发声。
那是1938年的春天，上海的街头虽然有日本鬼子的巡逻车，但挡不住春风拂面。
一天，王炳南要离开上海了。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人，有更重要的任务。
临别前，两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关露拿出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递给王炳南：“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王炳南接过书，摸了摸口袋，有些尴尬地笑了：“我想让你签个名，可惜出门急，忘带笔了。”
关露笑了，那笑容明媚得像春天的阳光。她从包里掏出一支墨绿色的派克钢笔，那是她最心爱的笔，平时写稿子都舍不得用。
她拧开笔帽，在扉页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一行字：“赶走东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国！”
写完，她把书和笔一起递给了王炳南。
接书的时候，两人的手指不小心碰在了一起。
关露感觉到王炳南的手指冰凉，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快暖暖。”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让两个人的脸都红了。
王炳南反手握住关露的手，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关露，等抗战胜利了，我们就结婚。”
关露的心在那一瞬间化了。她低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王炳南走了，带走了那本书，那支笔，也带走了关露的心。
不久后，关露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就是现在摆在关露桌子上的这一张。
照片背后写着那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那是关露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她把照片贴身藏着，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看几遍。
她幻想着，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她就穿着洁白的婚纱，嫁给王炳南。他们会生很多孩子，男孩像他，女孩像我。
她会在家里摆满鲜花，每天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念诗。王炳南下班回来，会笑着抱起孩子，转几个圈……
那是多么美好的图景啊。
可是，命运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你最幸福的时候，突然把所有的积木都推倒了。
1939年的深秋，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汪精卫投敌叛国，在上海成立了特工总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
那天晚上，关露正在灯下写文章，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敲门声很有节奏，三长两短。这是组织的暗号。
关露赶紧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她的上线领导潘汉年。
潘汉年的脸色很凝重，进了屋连口水都没喝，直接开门见山。
“关露同志，组织上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想交给你。”
关露心里咯噔一下，她预感到这个任务非同小可。
“您说，只要是抗日需要的，我万死不辞。”关露回答得很干脆。
潘汉年沉默了几秒钟，看着关露的眼睛说：“我们要你打入76号特工总部。”
关露愣住了。
76号？那是魔窟啊！里面全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进去就是九死一生。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潘汉年接着说：“76号的头子李士群，和你的妹妹有点交情。组织希望利用这层关系，让你去策反他。但是，你要记住，这是一个绝密任务。一旦你进去了，你的身份就变了。在外界看来，你就是投靠了汪伪政府的汉奸文人。”
“汉奸”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一样炸在关露的头顶。
她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她的笔是枪，是剑，一直都在痛骂汉奸。现在，组织却让她去做汉奸？
“那我以后还能写文章吗？”关露颤抖着问。
“可以写，但必须是为汪伪政府唱赞歌的文章。你要和以前的朋友断绝来往，你要忍受所有的误解和谩骂。除了组织，没有人知道你是好人。”潘汉年说得很沉重。
关露瘫坐在椅子上。
这意味着，她要自毁名节。在这个乱世，名节比性命还重要啊。
她想到了王炳南。如果他知道自己变成了汉奸，他会怎么想？他还会爱自己吗？
“能不能……换别人去？”关露的声音很小，带着一丝乞求。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你能接近李士群。”潘汉年的语气不容置疑。
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
过了许久，关露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水，却透着一股决绝：“好，我去。”
从那一刻起，才女关露死了。活着的是“汉奸”关露。
她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仅毁了她的名誉，也彻底埋葬了她的爱情。
03
接受任务后的几天，关露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开始浓妆艳抹，穿着最时髦的旗袍，出入各种高档交际场所。她刻意去接近那些汪伪政府的官员太太，陪她们打牌、逛街、聊八卦。
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左联的作家，在街上碰到她，刚想打招呼，却看到她正挽着一个汉奸特务的胳膊笑得花枝乱颤。
朋友愣住了，眼神从惊讶变成了鄙夷，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呸！不要脸！”
那口唾沫没有吐在关露身上，却吐在了她心里。
关露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媚态。她不能哭，不能解释，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回到家，她把门锁死，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
她拿出王炳南的照片，一遍遍地擦拭，仿佛那是她在这个污浊世界里唯一的氧气。
“炳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为了国家……”她在心里默默诉说。
终于，机会来了。
利用妹妹的关系，关露成功收到了李士群家里的请柬。
那天，关露特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深紫色的旗袍，显得高贵又神秘。她知道李士群是个多疑狡诈的人，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来到李士群的公馆，那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梢。
见到李士群的时候，这个杀人魔王正坐在沙发上抽雪茄。他上下打量着关露，眼神像毒蛇一样阴冷。
“早就听说关小姐是大才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李士群皮笑肉不笑地说。
关露压住心里的恶心和恐惧，微笑着坐下：“李部长过奖了，乱世之中，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
接下来的日子，关露成了李家的常客。她陪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打麻将，给他们的孩子讲故事。她表现得对政治毫无兴趣，只关心吃喝玩乐。
慢慢地，李士群对她的戒心放下了。
关露开始在不经意间，向李士群透露一些关于时局的看法，暗示日本人长久不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是一场在刀尖上的舞蹈。每一次对话，都是心理博弈。说深了，李士群会怀疑她是共产党；说浅了，起不到策反的作用。
关露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觉得像是脱了一层皮。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
就在她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关露的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是王炳南！
他终于来信了！
这几个月来，关露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独行，这封信就像是前方的一盏灯。她迫切地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有没有听到关于自己的那些谣言？他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爱自己？
她幻想着信里的内容，也许是安慰，也许是思念，也许是告诉她坚持住，胜利就在前方。
关露深吸了一口气，坐在桌前，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
信纸很薄，只有一张。
她展开信纸，映入眼帘的字迹依然那么苍劲有力。
然而，当她读完第一行字的时候，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里面的字字句句，就好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关露的心窝。
04
“关露同志：鉴于你目前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影响，为了党的名誉，也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组织决定，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即刻终止。望你以大局为重，好自为之。”
落款是王炳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似乎是想解释什么，但最终被墨水重重地涂抹掉了，只留下一团漆黑的墨迹。
关露死死盯着那封信，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她不相信这是王炳南写的，那个曾在寒风中握着她的手说“关心你一世”的男人，怎么会写出如此绝情的话？
但这字迹，确实是他的。
这语气，确实是公事公办的冷漠。
“为了……名誉……”关露嘴唇哆嗦着，重复着这几个字。
她突然明白了。她在上海做“汉奸”，虽然是组织的命令，但那是绝密。在外人眼里，甚至在很多不知情的同志眼里，她就是个卖国求荣的女人。
王炳南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身份敏感且重要。一个前途无量的革命干部，怎么能和一个“女汉奸”谈恋爱？
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王炳南的决定。
为了所谓的“大局”，她被牺牲了。不仅牺牲了名誉，现在连爱情也要一并拿走。
“哈哈……哈哈哈……”
关露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凄厉，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听得人毛骨悚然。眼泪顺着她的眼角狂涌而出，打湿了那张薄薄的信纸。
她想把信撕了，手举到半空，却又无力地垂下。
她舍不得。哪怕是绝交信，也是他亲手写的字。
那天晚上，关露发起了高烧。她在梦里一会儿看到王炳南转身离去的背影，一会儿看到李士群那张阴森的笑脸，还有无数张嘴在对着她骂“汉奸”。
醒来后，关露像变了一个人。她把那张照片锁进了箱子底，把眼泪擦干。
既然爱情没了，名声也没了，那我就只剩下这条命了。这条命，就当是还给国家吧！
她回到了76号，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周旋。
她利用李士群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心理，终于促成了那一历史性的会面。
1943年，在关露的精心安排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李家秘密见面。这次会面极其重要，它分化了日伪势力，为新四军在江南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宝贵的空间。
关露立了大功。
可是，这个功劳是地下的，是见不得光的。
任务完成后，关露向组织申请去延安。她不想再待在上海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了，她想去革命圣地，去呼吸新鲜空气，也许在那里，她能见到王炳南，能把误会解释清楚。
但是组织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她在上海的名声太臭了。如果她去了延安，会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当成汉奸打死，也会影响延安的形象。
组织安排她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到了苏北，关露以为终于可以做回那个抗日女战士了。她换上了军装，把烫发剪短，像个孩子一样高兴。
可是，现实再次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根据地，她依然是个“可疑分子”。虽然高层知道她的身份，但基层战士和老百姓不知道。
大家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敌意。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看，那个就是上海滩的女汉奸，怎么跑到咱们这儿来了？”
甚至在开会的时候，别人都坐得离她远远的，仿佛她身上带着瘟疫。
关露委屈得想哭，但她不能说。保密纪律像一座大山压在她头上。
这时候，她收到了一封王炳南托人带来的口信。
王炳南那时正随周总理在南京谈判。他原本想去苏北看望关露，甚至动了复合的念头。毕竟，他心里也是爱着关露的，当初的绝交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邓颖超大姐找到了王炳南。
“炳南啊，你现在的身份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关露同志虽然是好同志，但她在社会上的名声还没洗清。如果你们结婚，国民党的报纸会怎么写？说中共高官娶了女汉奸？这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
王炳南沉默了。他在爱情和信仰之间，再次选择了信仰。
于是，那次见面取消了。
这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就此破灭。
关露在苏北彻底病倒了。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精神恍惚。她开始怀念那个还没出世就被打掉的孩子。如果那个孩子活着，现在该多高了？会不会叫妈妈？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喜欢收集娃娃。仿佛只有那些不会说话、永远带着笑脸的娃娃，才不会嫌弃她，不会离开她。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举国欢腾。
关露走在街上，看着人们敲锣打鼓，心里却是一片荒凉。
因为紧接着而来的，是更严酷的审查。
肃反运动开始了。关露因为那段“汉奸”经历，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你说你是去卧底的，有证据吗？谁能证明？”审查人员拍着桌子吼道。
潘汉年当时不在，没人能证明。
关露被关进了隔离室。那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子，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盏昏黄的灯。
她在里面一关就是几年。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她手里唯一的慰藉，就是那个她在苏北集市上买的泥娃娃。
她给娃娃起名叫“宝宝”，每天对着它说话，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它。
狱友都说她疯了。
其实她没疯，她只是太孤单了。她的心已经被掏空了，需要填补一点东西进去，否则她会活活疼死。
05
时间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着人的肉。
从1955年因潘汉年案受牵连被捕，到1967年再次入狱，关露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监狱和审查中度过的。
她从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太婆。
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她住的是单人牢房。七年的时间，她没说过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失语了很久才慢慢恢复。
但即使这样，她依然相信党，相信组织。她总是说：“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1980年，关露中风了，倒在床上起不来。
这时候，王炳南已经是大人物了，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得知关露病重，王炳南心里五味杂陈。这么多年，他也结过婚，有过家庭，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角落是留给关露的。那个曾经在寒风中给他暖手的女孩，是他一生的愧疚。
王炳南托人给关露安排了房子，就是那间十平米的小屋。他还去探望过关露几次。
哪怕是几十年没见，哪怕两个人都老得不成样子，但在见面的那一刻，两人的眼神一碰，当年的情分依然还在。
只是，谁也没有提当年那封绝交信，谁也没有提复合。
因为他们都知道，回不去了。
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四十三年的光阴，更是无数的误解、委屈和伤痛。
关露看着眼前这个依然风度翩翩的老人，心里只有苦涩。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如今落魄、残疾的样子，她希望他记忆里的自己，永远是那个穿着旗袍、拿着钢笔签字的明媚女子。
“你走吧，以后别来了。”关露狠心下了逐客令。
王炳南走出小屋的时候，步履蹒跚。他知道，这可能是永别。
1982年3月，那一纸平反书终于来了。
所有人都来祝贺她。作家协会的领导来了，以前的老朋友来了。
“关露同志，你受委屈了！”
“组织没有忘记你！”
关露坐在床上，听着这些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只是紧紧抱着那个塑料娃娃，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娃娃身上的纽扣。
委屈？这两个字太轻了。
这四十三年，她失去了作为女人最宝贵的一切。青春、爱情、家庭、孩子、创作的黄金时期……
现在给她这一张纸，能把这些换回来吗？
不能。
夜深人静的时候，关露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沟壑，白发苍苍，浑身是病。
她突然觉得累了，太累了。
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名誉恢复了，任务完成了，她可以清清白白地去见九泉之下的父母了。
活着，只会是无尽的病痛和孤独的回忆。
12月5日那个下午，关露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衫。她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洗了脸。
她坐在书桌前，拿出了那张藏了半辈子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然后，她抱起了塑料娃娃。
“宝宝，妈妈带你去一个没有坏人，只有春天的地方。”
她吞下了那些药片。
药效发作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痛苦，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盈。
迷迷糊糊中，她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的那个春天。
上海的街头，柳絮纷飞。
王炳南穿着风衣，站在路口向她招手，笑容灿烂。
“关露，快来，我们去结婚！”
她笑了，笑得像个十八岁的少女。她抱着孩子，向着那个身影跑去，越跑越快，越跑越轻……
关露走了。走得安安静静。
几天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
那天风很大，天很冷。
吊唁的人群中，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戴着墨镜，围着围巾，看不清面容，但能感觉到他巨大的悲伤。
他走到签到桌前，并没有拿桌上准备好的笔。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墨绿色的派克钢笔。
那支笔已经很旧了，笔身有些磨损，但被擦拭得锃亮。
周围的人都有些奇怪，这么大的人物，怎么用这么旧的一支笔？
没人知道，这支笔，是四十四年前，一个叫关露的女孩送给他的定情信物。这支笔，陪着他走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过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也见证了他对那个女孩一生的思念和愧疚。
老人拔开笔帽，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他在签到簿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王炳南。
写完最后一笔，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滴在那墨绿色的笔杆上。
如果当年没有那封绝交信……
如果当年他能哪怕勇敢一点点……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那张照片背后的一句诗，成了他们爱情最凄凉的注脚：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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