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陈，你说我们真的要走吗？”王秀英望着窗外熟悉的村庄，声音微微颤抖。
“嗯，必须走。”我紧握方向盘，不敢回头看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可是房子才装修好...”
“房子没了就没了，命重要。”黎明的微光下，汽车驶离村口，带着我们和几个行李箱，像偷偷溜走的小偷。
究竟是什么，让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抛下梦想中的养老生活，连夜逃离？
01
我叫陈大明，今年65岁。
妻子王秀英比我小两岁，也已经退休。
我们俩在北京工作了四十年，我是某国企的工程师，妻子是中学教师。
退休前，我们租住在北京的一套小两居，七十平米，每月房租六千。
退休后，我们每月有一万八的退休金，在北京刚好够温饱。
“大明，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有一天晚上，王秀英突然问我。
我正在看新闻，头也没抬。
“怎么了？”
“你看我们，大半辈子在北京打拼，到头来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能怎么办？咱们属于夹心层，不够有钱，也没资格享受保障性住房。”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回老家吧。”
我抬起头，看着她，没说话。
老家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我和秀英都是那里人。
我们年轻时一起考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组建家庭。
儿子早已成家，在深圳定居，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秀英的提议让我想了整整一夜。
“回老家？”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退休金一个月一万八，在北京勉强，回老家可就是高收入了。”王秀英眼里闪着光。
她说的对，老家的消费水平比北京低太多了。
“老家的房子价格才北京的十分之一，我们卖掉北京的小公寓，回老家可以买个大房子，还能剩不少钱。”秀英继续说道。
我们在北京有一套四十平的小公寓，是单位分的，后来花钱买断了产权。
“在老家，一两百万能买个带院子的大房子，每天种种菜，养养花，多惬意啊。”秀英描述着她心中的蓝图。
我也开始想象那种生活。
没有拥挤的地铁，高昂的物价，拼命奔波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我们的根。
经过一个月的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回老家养老。
卖房子、办手续、收拾行李，一系列事情忙得我们晕头转向。
北京的朋友们都劝我们再考虑考虑。
“你们想好了？老家条件比不上北京，特别是医疗。”我的老同事刘冬担忧地说。
“大城市医院是多，但我们上得起吗？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我苦笑着回答。
“回去后会不会不适应？”另一个朋友问。
“有什么不适应的，那是我们的根啊。”秀英坚定地说。
临行前，我们请北京的好友们吃了顿饭。
饭桌上，大家都有些感伤。
“一定要保持联系啊。”
“常回来看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
我和秀英点头应着，心里却想着：这一走，可能就很难再回来了。
高铁从北京到老家只需四个小时。
车窗外，高楼大厦渐渐被田野和村庄取代。
秀英握着我的手，眼睛湿润了。
“大明，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是啊，咱们的根在那里。”
我们的老家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名叫白石镇。
那里有我们儿时的记忆，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有我们的乡愁。
02
火车站口，远房侄子小张开车来接我们。
“大伯，婶子，你们可回来了，全家都盼着呢！”小张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
“小张长这么大了，上次见你还是十来岁。”秀英感叹道。
路上，小张不停地向我们介绍镇上的变化。
“这条路是去年才修的。”
“这个商场也是新建的，里面什么都有。”
“咱们镇现在发展得不错，很多年轻人都回来创业了。”
听着小张的介绍，我和秀英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期待了。
到了镇上，我们先住在亲戚家。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看房子。
经过两周的对比，我们选中了镇西的一套院落式住宅。
三室两厅，带一个小院子，价格一百八十万。
比起北京动辄上千万的房价，这简直是白菜价。
卖掉北京的小公寓，再加上一些积蓄，我们不仅买下了这套房子，还有不少结余。
收拾新家成了我们的乐趣。
秀英把北京带来的一些老物件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这些东西有故事，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她说。
我则负责院子里的规划。
“这边种菜，那边种花，角落里可以放个鱼缸养几条锦鲤。”我边说边比划。
新家收拾好后，我们开始联系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
“老陈，听说你们回来了，晚上一起吃个饭？”我的初中同学刘建国打来电话。
“好啊，正想联系你们呢。”
晚上的饭局上，来了十几个老同学。
多年未见，大家都苍老了许多，但笑声依旧爽朗。
“大明，你小子可以啊，北京干了一辈子，退休金有一万八，咱们羡慕死了。”老同学李明拍着我的肩膀。
“哪有那么多，两个人加起来一万八。”我连忙解释。
“那也不少了，我们这一个月才三四千。”另一个同学说。
饭桌上，大家聊着过去的事，聊着现在的生活。
我和秀英感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融入当地生活。
早上在小区的广场上跳广场舞。
上午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蔬菜。
下午在家看看电视，或者去朋友家串门。
晚上到镇上的小公园散步，和老乡们聊天。
慢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感到轻松和满足。
“秀英，你看咱们这决定做得多对啊。”有一天晚上散步回来，我感叹道。
秀英点点头，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北京待了四十年，还不如咱老家舒坦。”
我们憧憬着接下来美好的养老生活，殊不知，麻烦正在悄悄靠近。
回到老家的前两个月，生活如同蜜月。
早晨，我会早早起床，在院子里浇花种菜。
秀英则准备丰盛的早餐。
“老陈，尝尝我做的胡辣汤，你最爱吃的。”
北京的日子里，我们很少有时间做传统家乡菜。
现在每天都能吃到正宗的家乡味道，这是返乡的第一重幸福。
小院子里，我种了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
才一个月，黄瓜已经爬满了架子，挂着一根根嫩绿的小黄瓜。
“这才叫生活啊。”我经常这样感叹。
在北京，我们住在高楼里，连个晒太阳的阳台都没有。
现在有了自己的院子，每天早上起来就能呼吸新鲜空气，看着自己种的蔬菜一天天长大。
我和秀英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十岁。
03
周末，我们会去郊外钓鱼。
白石镇周围有几条小河，水质清澈，鱼虾丰富。
“老陈，你看我钓到了什么？”秀英兴奋地提起鱼篓。
里面有五六条鲫鱼，最大的有半斤重。
“今晚有鱼汤喝了！”我笑着说。
下午，我们常常去找老同学聊天。
有时是我们去他们家，有时是他们来我们家。
“大明，你这院子布置得真不错。”老同学王强来我家做客时称赞道。
“还行吧，慢慢收拾的。”我笑着回答，心里却乐开了花。
小院子成了我们的骄傲。
我们还加入了镇上的老年合唱团。
每周三下午，我们和二十多位老人一起唱歌。
有时是红歌，有时是民歌，气氛总是很热烈。
“陈大哥，你嗓音真好，在北京是不是经常唱歌？”合唱团的李大妈问我。
“哪有，在北京忙着工作，哪有时间唱歌。”我摆摆手。
“那你们在北京都忙些什么啊？”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于是我和秀英开始讲述我们在北京的生活。
早上挤地铁，晚上加班，周末补课，生病了排队三小时看病……
听着听着，大家都沉默了。
“还是咱们这里好啊，虽然穷点，但自在。”最后有人总结道。
我和秀英对视一笑，深感认同。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小区的公园散步。
那里有一个小广场，很多老人会聚在那里聊天、下棋。
“陈大哥，听说你们在北京有房子？”一次散步时，邻居老赵问道。
“有一套小的，已经卖了。”我回答。
“那得值不少钱吧？”
“还行，能在咱们这买套房子，再留点养老钱。”我含糊地回答。
我注意到，每当谈到钱的话题，周围人的眼神就变得特别专注。
这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没有多想。
毕竟，这是家乡，是我们的根，人们的好奇心可以理解。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第一个小麻烦。
2023年初，全国刚刚解除疫情管控。
白石镇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
但我和秀英发现，家乡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首先是医疗问题。
一天早上，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老陈，你怎么了？”秀英担忧地问。
“头有点晕，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我们去了镇上唯一的卫生院。
卫生院的条件比我想象的差。
设备陈旧，医生寥寥无几。
最关键的是，他们只能做最基本的检查。
“陈大哥，您这情况得去县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医生建议道。
县医院在三十公里外。
我们坐公交车去县医院，来回折腾了一整天。
检查结果显示我有轻度高血压，需要定期服药。
“以后得经常监测血压，定期复查。”医生叮嘱道。
我和秀英这才意识到，在医疗条件上，老家与北京的差距有多大。
“早知道这样，应该带上北京的药。”秀英叹气道。
其次是日常生活的不便。
04
虽然镇上有几个小超市，但商品种类有限。
我习惯用的剃须膏、秀英喜欢的洗发水，都买不到合适的牌子。
“网购吧。”秀英提议。
可网购也成了问题。
老家的快递比北京慢了不少，有时一个包裹要等一周才能到。
还有文化生活的单调。
回老家前，我们常去北京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
白石镇几乎没有这些文化场所。
最像样的娱乐活动就是广场舞和麻将。
“老陈，你会打麻将吗？”邻居老王问我。
“不会，在北京没这习惯。”
“那你们平时怎么娱乐？”
“看书，听音乐，有时去看场电影。”
老王一脸困惑：“看书？多无聊啊。”
慢慢地，我和秀英感到了一种文化上的隔阂。
四十年的北京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习惯和爱好。
与老家朋友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秀英，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北京人'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问道。
秀英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吧，但我们的根还在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是与亲戚的关系。
起初，亲戚们对我们的回归热情欢迎。
每周都有不同的亲戚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但慢慢地，这些邀请背后似乎有了其他目的。
“大伯，我儿子今年要上大学了，学费紧张啊。”一个远房侄子在饭桌上说道。
“大妮，你那在城里工作的儿子，能不能帮我家小子找个工作？”另一个亲戚问秀英。
我们尽力帮忙，但总觉得这些请求越来越频繁。
更让我们不安的是，我们的生活似乎成了镇上的热门话题。
“听说陈大明他们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
“他们肯定带了不少钱回来。”
“退休金一个月一万八，比镇长还多。”
这些传言让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有好几套房子？”秀英气愤地说。
“人言可畏啊。”我叹了口气。
我们开始减少外出的频率，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但麻烦已经找上门来。
第五部分：人际关系的变化
回老家四个月后，我们明显感觉到了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首先是宴席越来越多。
“大明哥，明天我儿子订婚，你和嫂子一定要来啊。”初中同学李强打电话邀请。
“好，一定去。”我爽快地答应了。
第2天， 我和秀英带了一个红包去参加订婚宴。
红包里是两千元，我们觉得这个数目既不失礼，也不会太铺张。
没想到李强收到红包时，脸色略有不悦。
“大明哥，你们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这红包也太小气了吧。”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回应。
秀英在桌下轻轻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别在意。
接下来的日子，类似的宴席邀请不断。
“大明，我女儿下周结婚。”
“陈大哥，我父亲八十大寿。”
“大伯，我儿子满月酒。”
几乎每周都有一两场宴席。
每次都要准备红包，而且金额还不能太小。
“这样下去，我们的积蓄得花多少啊。”一个月内参加了五场宴席后，秀英忍不住抱怨道。
我也感到压力：“要不我们推掉一些？”
“哪有那么容易，在小地方不给面子可是大问题。”
更让我们头疼的是借钱的请求。
05
这天，我的表弟刘冬来家里“串门”。
寒暄几句后，他突然说：“大伯，我准备开个小超市，缺点启动资金，能借我十万吗？”
这个请求太突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有经验吗？超市竞争可激烈了。”我试图转移话题。
“没问题的，现在镇上发展不错，人口也多，超市肯定赚钱。”刘冬信心满满。
“这事我得和你伯母商量一下。”我搪塞道。
刘冬走后，我和秀英商量。
“怎么办？借还是不借？”我问。
秀英叹了口气：“借钱容易，要回来难啊。”
“要不借他五万？”
“你忍心拒绝？”
我摇摇头。
最终，我们决定借给刘冬五万元，但要他写借条，并约定还款时间。
没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连锁反应。
不到一周，又有两个亲戚上门借钱。
“大伯，听说你借给刘冬钱开超市，我想开个小吃店，能不能也支持下？”
“陈叔，我家建房子缺点钱，能借我三万吗？”
我们开始意识到，在小镇上，信息传播得太快了。
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更糟糕的是，关于我们财富的谣言越传越离谱。
“听说陈大明在北京有上千万的存款。”
“他们卖北京的房子得了几百万。”
“退休金一个月有两三万呢。”
这些谣言让我们感到害怕和无助。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秀英气愤地说。
“越解释越麻烦，随他们去吧。”我无奈地回答。
我们开始减少与人交往，尽量不谈钱的话题。
但麻烦接踵而至。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镇上“能人”的中年男子找到我们。
“陈先生，我这有个项目，保证赚钱，您要不要投资点？”
“什么项目？”我警惕地问。
“养殖场，现在国家扶持，回报率至少百分之三十。”
我委婉地拒绝了，但这样的“投资机会”却越来越多。
有人建议我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劝我们参与商铺买卖。
还有人想让我们加入他的传销组织。
“我们回老家是来养老的，不是来创业的。”我一次次解释着。
但这些人似乎铁了心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什么。
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失眠。
秀英也变得焦虑不安。
“老陈，我们是不是回来错了？”有一天晚上，秀英突然问我。
我沉默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
但说出来太难了。
毕竟，我们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把积蓄都投入了这套新房。
“再看看吧，也许情况会好转。”我安慰道。
但我心里知道，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回老家的第五个月，麻烦不断升级。
我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经常头晕目眩。
“老陈，你得去大医院检查一下。”秀英担忧地说。
县医院的医生建议我去省城的大医院做全面检查。
但省城离我们有两百多公里，来回很不方便。
“算了，吃点药控制一下吧。”我不想麻烦秀英。
秀英却坚持：“健康最重要，明天我陪你去省城。”
06
我们坐长途汽车去省城，检查结果不太乐观。
“您的高血压有些严重，需要调整药物，而且要定期复查。”医生说道。
回家路上，秀英一直沉默不语。
“在想什么？”我问。
“在想医疗问题。在北京，大医院就在家门口。”
我握住她的手：“总会有办法的。”
除了健康问题，我们与镇上一些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特别是那些借钱不还的亲戚。
刘冬借的五万块，过了约定的还款日期，却一直没有消息。
我打电话询问，他总是推托。
“大伯，超市刚开始，还没回本呢。”
“过两个月一定还你。”
“最近生意不好，再宽限些时间吧。”
我知道这钱怕是很难要回来了。
秀英比我更直接：“你就当帮他了，别指望能要回来。”
更让我们烦恼的是，镇上开始有人传言我们“吝啬”。
“陈大明他们有钱不愿意帮亲戚。”
“一万八的退休金，给亲戚借个钱还计较。”
这些闲言碎语传到我们耳中，让我们感到既委屈又无奈。
“我们怎么就成了恶人了？”秀英气愤地说。
“小地方就是这样，闲着没事就爱嚼舌根。”我安慰她。
但秀英越来越沉默，眼中的光彩也渐渐黯淡。
我知道她后悔了，我也是。
可我们不敢说出口。
一说出口，就等于承认这几个月的努力都是白费。
等于承认我们的决定是错的。
这一天，我和几个老同学在镇上的小饭馆吃饭。
酒过三巡，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钱上。
“大明，你说你们在北京退休金一万八，存款肯定也不少吧？”老同学刘建国问道。
我含糊地回答：“哪有什么存款，在北京房价那么贵，能存下什么？”
“别谦虚了，你们在北京工作几十年，肯定积累了不少。”另一个同学李强插嘴道。
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咱们聊点别的吧。”
饭桌上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
李强又灌了口酒，说道：“大明，其实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儿子想开个小厂，缺点资金，你能不能投资点？保证有回报。”
我一时语塞。
这已经是第几个“投资机会”了？
我真的数不清了。
“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敷衍道。
“有什么好考虑的？咱们是哥们儿，帮个忙而已。”李强有些不满。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好装作喝醉了。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秀英。
秀英叹了口气：“看来我们成了提款机。”
“要不咱们干脆说没钱得了。”我提议。
“谁信啊？咱们买了房子，装修得不错，谁会信我们没钱？”
秀英说得对，在小镇上，我们的一切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
房子多大，装修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家电，别人一清二楚。
没人会相信我们没钱。
我决定去找刘冬要钱。
他的超市开在镇中心，生意看起来不错。
“刘冬，借你的钱该还了吧？”我直接问道。
刘冬脸色变了变：“大伯，您这么急着用钱啊？”
“是啊，我们也有开销。”
“再宽限几天行吗？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
我看着超市里忙碌的景象，心中一阵失望。
明明生意不错，却不愿意还钱。
“那什么时候能还？”
“下个月一定还，您放心。”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我无可奈何。
走出超市，我感到一阵无力。
07
回到家，发现秀英正在和一个陌生男子交谈。
“这位是？”我问道。
“陈先生您好，我是镇上新开发的小区销售经理。”男子递给我一张名片。
“他说我们这房子可以以旧换新，换他们小区的新房。”秀英解释道。
“不用了，我们很满意现在的房子。”我直接拒绝。
送走销售经理后，秀英说：“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拨上门的了。”
“都是些什么人？”
“一个卖保险的，一个推销空气净化器的，还有这个卖房的。”
我们感到家里的平静被一次次打破。
“老陈，我们是不是太招摇了？”秀英担忧地问。
我摇摇头：“我们已经很低调了。”
但在小镇上，我们这对从北京回来的退休夫妻，注定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视线之下。
我们的财产状况，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们的隐私，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几乎不存在。
压力越来越大，我和秀英开始思考：我们是否应该离开？
但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被我们压了下去。
毕竟，这里是我们的根，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家乡。
我们怎么能说走就走？
可命运偏偏在这时给了我们重重一击。
这天晚上，我和秀英去镇上看电影，回来晚了些。
推开家门，眼前的一切让我和秀英瞬间愣住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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