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为国家转业，曾隐姓埋名28年|原子核|构型|氢弹|邓稼先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戈壁某处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氢弹。那一刻，不只是一个试验成功的时间点，更是一个长期隐秘攻关结出的成果。用时两年零八个月，从掌握原子弹到实现氢弹，速度在世界上都属顶尖。背后的路线和细节，后来被披露出来，才让外界看到这项突破并非偶然。

试验之后，研究还没停。氢弹方案被验证后，于敏并没有退下去过问人们的掌声。他继续潜心改进，使得构型更适合实战和长期保存。小型化、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实际可靠性，这些都是接下来几年主要的工作方向。气态引爆的理论、提高次级比功的设计，这些具体项他都参与推动，使得“于敏设计”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和邓稼先一道，向中央提出要加快核试验步伐的建议，目的就是在更宽的实验窗口内获取更多数据。那段时间积累的试验资料，为后续改型和优化提供了基础。

在把握这种宏观走向的同时，他很早就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方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于敏就开始关注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他觉得这类前沿技术在国防和能源上都有潜在价值，于是成为国内这一路径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这个方向和当初的武器研制不同，跑的是更长的时间表，投入的也是更基础的科技工作。但他愿意把研究重心从近端战术转到长远科研上，这一点说明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当前任务。

回到1960年代的攻关现场，资源可以说非常有限。国外有电子计算机和大量实验设备，中国这边只有少数几张桌子、几把算盘和计算尺。国内唯一的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优先服役于原子弹项目，氢弹可用时间少得可怜。很多计算都靠人工和机械辅助完成。1965年，于敏带着小组到上海展开集中计算，进行了一个所谓的“百日会战”。这段时间里，大家日以继夜地算，纸张堆成山，他经常站在数据堆前，逐行逐列检查公式和结果，从纷繁的数字中找出关键的脉络。那次集中计算，对于最终成功起了关键作用。

在理论上，真正难的是打破既有观念。国际上普遍认为用氘化锂作为次级材料难以实现点火，很多人早早放弃了这条路。于敏和他的团队没有随波逐流。他们选择从头推导，反复验证公式，逐步建立起一个自洽的理论模型。最终他们证明了这条路线不仅可行，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国外的主流构型更具优势。于是“于敏构型”在理论上成型：结构更为简洁、便于长期储存，对维护要求更低。这套方案后来和美国的T-U构型一道，被看作是世界上两大主流思路之一。那段过程并非一气呵成，遇到过多次陷入僵局的时刻，但他们总能从数据和推导里找到突破口。说白了，这算是硬生生从零摸到有的过程。

要回到这条路的起点，就得说到1961年。那年，钱三强找到于敏，请他转到氢弹理论上工作。换句话说，于敏要放下已经取得成绩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走进一个完全没有现成资料的领域。这一去就是隐姓埋名的几十年。他当时没有犹豫，表示服从分配。选择这一条路，意味着要接受保密、牺牲个人名声与公众生活，长期隐身于国家任务之下。这种决定很普通，却承担着不普通的代价。

再往前看，他的学术根基来自北大。1926年生于天津宁河的他，少年时正赶上国家动荡。天津一度沦为沦陷区，他亲眼见过侵略者的横行，这些早年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国家自强的种子。1944年，十八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最初进入工学院，后来因兴趣转到物理系。那时物理教材多为英文原版，他靠词典、逐字逐句地啃，周围环境嘈杂也不影响他钻研。1949年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导师张宗燧对他的理解力评价很高，说他能把复杂理论抓住要点。

研究生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出国深造。当时有不少同学出国，但他决定留在国内，加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理论工作。几年里，他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给国内学界带来推动。到了1957年，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把他看作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给了个“国产专家一号”之类的标签。这既是认可，也反映出当时中外科研差距的现实。对这样的称呼，他并不避讳，也不以此自满。他清楚差距存在，但同时也相信国内科研可以做出原创。

氢弹攻关的那些日子，团队规模并不大，却承担着国家的核心任务。保密严格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名字在外界消失了近三十年。直到1999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向他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那一刻才逐步回到公众视线。公开之后，人们习惯性地称他为“氢弹之父”，但他始终把功劳归为集体成果，自己不过尽了应尽的职责。这种说法也符合当年团队合作和高度分工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