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映初心：与毛主席平票的“假山西人”王百得传
1969年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进了齐齐哈尔北满钢铁厂的炼钢车间。炉火把王白旦的脸庞烤得通红，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往下淌，滴在滚烫的铁板上，瞬间蒸发成一缕白烟。这一年，他34岁，已经在炼钢炉旁守了18个年头，浑身的汗味儿和铁屑味儿，早已成了他身上最鲜明的印记。彼时的他，从没想过，自己这个庄稼汉出身的炼钢工人，会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与毛主席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创下一段震惊全国的传奇。
说起来，王白旦这“假山西人”的名头，像一段慢悠悠的家常，藏着岁月的巧合与温情。1935年，他出生在河北井陉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落，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孩子成活率低，爹妈盼着他能结实好养活，就给起了个乳名“王白蛋”，意思是像地里的石头蛋子似的，耐风耐雨，顶用抗造。童年的日子，是伴着战火的记忆度过的，高粱花子粘在头发上，粗粮窝头填不饱肚子，但山野的风吹出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也养成了他实在认死理的性子。
上学后，私塾先生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眼神清亮的孩子，觉得“王白蛋”这名字太过粗陋，配不上他骨子里的灵气，便提笔改了一字，“蛋”变“旦”，成了“王白旦”。“旦”是旭日东升，是光明与希望，先生盼着他能像清晨的太阳，走出大山，有个光明的前程。王白旦牢牢记住了先生的期许，读书时格外用功，即便家境贫寒，也从未落下一天功课，硬是凭着一股韧劲，读到了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已经算是“文化人”了。
1951年，16岁的王白旦揣着两个硬邦邦的粗粮窝头，背着一床打了补丁的旧棉被，告别了爹娘，独自一人进了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大量技术工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太原钢铁厂正在招工，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了一名炼钢工人。第一次站在巨大的炼钢炉前，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和奔腾的铁水，王白旦既紧张又兴奋，他知道，这就是他未来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学东西快，又肯下苦功。师傅教的炼钢手艺，别人要练半个月，他三天就能熟练操作；别人换班后倒头就睡，他却拿着小本子，把师傅说的要点、操作中的心得一一记下。炉前温度高达几十摄氏度，夏天更是酷热难耐，汗水浸透了工装，又被炉火烤干，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他却毫不在意，眼里只有那炉滚烫的铁水。很快，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手脚麻利，责任心强，不管什么难活累活，他都抢着干。1954年，因为表现突出，他顺利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胸前佩戴的团徽，在炉火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那是他青年时代最珍贵的荣耀。
1956年，国家要重点建设齐齐哈尔北满钢铁厂，急需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支援。王白旦作为太原钢厂的骨干，被列入了抽调名单。接到通知的那天，他没有丝毫犹豫，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从温暖的山西到寒冷的东北，气候变了，环境变了，但他对炼钢的热情丝毫未减。刚到北钢时，工友们听他说话带着几分山西口音，便理所当然地以为他是山西人。他笑着解释了两次：“我是河北井陉的，在山西待了几年，口音变不过来了。”可大伙儿总说：“反正都是北方汉子，豪爽实在，没啥区别。”久而久之，这“假山西人”的名头，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定了下来，伴着他在北钢的日子，一传就是十几年。
北钢的条件比太原钢厂更艰苦，炼钢设备相对落后，生产效率不高，工人们常常需要连轴转，累得直不起腰，产量却始终上不去。王白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守在炉前，盯着炼钢的每一个环节，吃饭时琢磨，睡觉时也琢磨，脑子里全是炼钢的流程。那段时间，他瘦了不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妻子心疼地劝他：“别这么拼命，身体要紧。”他却摇摇头：“工友们太辛苦了，能让大家轻松点，多炼点钢，再累也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观察和试验，他终于琢磨出了门道：把原来没日没夜的连班制，改成8小时工作制，再将炼钢流程拆解开，合理安排加料、冶炼、出钢的时间，优化工序衔接。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动，效果却出奇地好。工人们不用再熬夜加班，休息好了，干劲更足；工序理顺了，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煤和原材料省了不少，每月还能多炼好几炉钢。消息传开，全厂上下都为他高兴，工友们拍着他的肩膀说：“白旦，你可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
凭着这股子钻研劲儿和突出的贡献，1958年9月，王白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那天，他举起右拳，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声音洪亮而坚定。从那天起，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工友家里有困难，他会把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和津贴悄悄送去；新工人来了，他耐心教导，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嘴笨，不会说漂亮话，见了领导就脸红，更不懂什么官场规矩，可在厂里，他的口碑却极好，大家都服他的手艺，更敬他的人品。到1969年时，他的党龄刚好满11年，比后来选拔九大代表要求的7年，多了整整4年。
1969年初，一则绝密通知传到了北满钢铁厂。通知要求，厂里要推选一名党龄7年以上的一线炼钢工人，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全厂都炸开了锅。那个年代，能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厂革委会的干部们反复筛选，扒拉来扒拉去，要么不是党员，要么党龄不够，要么是坐办公室的干部，不符合“一线炼钢工人”的要求。最后，有人一拍大腿：“找王白旦啊！他党龄够，技术硬，人品没话说，绝对符合条件！”
消息传到王白旦耳朵里时，他正在炉前扒渣，手里的铁钩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搓着满是黑灰的手，脸红得像炉膛里的火，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行吗？我连个发言稿都不会写啊！”厂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语气坚定地说：“白旦同志，组织信得过你，工友们也信任你，你就代表咱们北钢去北京见毛主席！”
“见毛主席”这四个字，像一道暖流，瞬间击中了王白旦的心脏。长这么大，他只在报纸上、画报上见过毛主席的画像，做梦都没想过能亲眼见到毛主席。这份荣幸，比给他涨工资、评先进还要让他激动。他不再推辞，重重地点了点头，眼里闪烁着泪光。
出发前，妻子于淑彦特意给他缝了件新褂子，藏蓝色的卡其布，针脚细密，带着妻子的体温。她反复叮嘱：“到了北京，少说话，多听多看，遵守纪律，别给厂里丢脸，也别给自己惹麻烦。”王白旦一一记下，把妻子的话揣在心里，又把攒了好久的津贴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手心全是汗。
到了北京，他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令他意外的是，同住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铁人”王进喜。王进喜的事迹，他早就耳熟能详，知道他在大庆油田“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壮举，心里一直把他当作偶像。王进喜也是工人出身，说话直来直去，没有一点架子，见了他就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咱们工人能参加九大，是党看得起咱们，是毛主席惦记着咱们工人阶级。到了会场别紧张，把咱们工人的精气神拿出来，好好开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王白旦看着眼前这位朴实无华的老大哥，心里踏实了不少。俩糙汉子晚上挤在一张床上，聊的全是炼钢、采油的事儿，聊起工作中的困难，聊起对国家建设的期盼，聊到激动处，都忍不住热泪盈眶，盼着能早点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王进喜还教他怎么坐火车、怎么看地图，叮嘱他在北京注意安全，那份真诚的关怀，让他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九大召开的那天，天还没亮，王白旦就起了床。他把妻子缝的新褂子拿出来，仔仔细细地熨了一遍，又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生怕有一点不整洁。他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站在宏伟的会堂里，看着周围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他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当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王白旦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淌，他赶紧用袖子悄悄擦了擦，生怕被别人看见。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大气都不敢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真是太幸运了，这辈子能有这样的机会，没白活。
会议按照议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进入选举中央委员环节时，王白旦彻底懵了。他看着选票上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候选人名单里，旁边就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偷偷拽了拽旁边一位代表的袖子，声音发颤地问：“同志，是不是弄错了？我就是个普通的炼钢工人，咋能当中央委员候选人呢？”那位代表笑着拍了拍他的手：“同志，这是组织上定的，是全体代表的信任，说明党没有忘记咱们工人阶级！”
投票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笔尖好几次差点落在选票外面。他盯着选票上“王白旦”三个字，又看了看旁边“毛泽东”的名字，心里又紧张又惶恐。毛主席是伟人，是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领袖，而自己只是个初中没毕业的炼钢工人，连文件都看不懂，怎么能跟毛主席相提并论？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把自己的名字划掉，这样就不会显得不自量力了。可他又犹豫了，这是组织的安排，是代表们的信任，他不能随便更改。纠结来纠结去，最后，他还是咬了咬牙，按照原样投了票，投完票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却依旧七上八下。
投票结果公布的那一刻，全场都沸腾了。大会宣布，毛主席全票当选中央委员，而来自齐齐哈尔北钢的工人代表王白旦，也以全票当选！这意味着，他和毛主席平票了！消息传来，有人震惊，有人羡慕，也有人私下议论：“这个王白旦是谁？竟然能和毛主席平票，太不谦虚了。”
王白旦当时就吓傻了，脑袋嗡嗡作响，手心全是冷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被钉在了椅子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何德何能，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散会后，他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找到了会议负责人，结结巴巴地说：“领导，不行，我真不能当中央委员！我文化低，没读过多少书，连文件都看不懂，哪能担这么大的责任？您还是把我从候补名单里撤了吧，我回去继续炼钢就行，炼钢我在行！”
负责人看着他着急上火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耐心地说：“王白旦同志，你别着急，也别妄自菲薄。你能全票当选，是全体代表的信任，更是党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重视。九大代表中，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历次党代会从来没有过的，工人代表进中委，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要让工人阶级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是你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荣誉，你可不能推辞，要紧跟党的步伐啊！”
听了负责人的话，王白旦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但还是觉得不踏实。可领导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一个普通工人，又怎么能拒绝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他这个守了十几年炼钢炉的普通工人，硬生生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更让他激动的是，会后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亲自接见了他。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手心温暖而有力，笑着问：“你就是王白旦同志？炼钢炼得不错嘛！”周总理也在一旁关切地询问：“厂里的工人都还好吗？生产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王白旦看着两位首长慈祥的笑容，听着他们亲切的话语，激动得话都说不连贯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他想说的话有很多，想汇报厂里的生产，想感谢党的培养，可话到嘴边，却只变成了一句哽咽的“谢谢毛主席，谢谢周总理”。
接见结束后，周总理看着他，随口说了一句：“王白旦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拗口，谐音也不太好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在旁边，赶紧接过话头说：“总理说得对，我给您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变成‘早’，音差不多，意思也好，早日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毛主席听了，笑着点了点头。就这么一句话，王白旦的名字，变成了王白早。他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领导的关心，便连连道谢，却没料到，这个名字后来会给她带来那么多麻烦。
从北京回到北钢，王白旦的身份彻底变了。以前那个见了领导就脸红的普通工人，一下子成了厂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兼任了工会主席，再往后，又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担任了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3年，他在党的十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身份变了，地位高了，但他骨子里的实在劲儿，却一点没变。他不喜欢坐办公室，觉得那软乎乎的椅子坐着浑身不自在，没事就往炼钢炉旁跑，换上工装，跟工友们一起扒渣、加料，身上依旧是那股子熟悉的汗味儿和铁屑味儿。有人劝他：“你现在是领导了，要注意形象，别总往炉前跑，弄脏了衣服不说，还容易出事。”他却笑着说：“我就是个工人，离了炼钢炉，我啥也不是。在炉前我心里踏实，能看到铁水，能闻到炉火的味道，比坐办公室舒服多了。”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关心工友们的生活。谁家孩子上学困难，他会帮忙联系学校；谁家老人生病住院，他会提着水果去看望；工友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他都会认真倾听，尽力解决。他依旧嘴笨，不会说官话套话，开会时发言，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总能说到大家心坎里。在齐齐哈尔，不管是工厂的工人，还是街道的居民，提起王白早，都竖起大拇指：“那是个好领导，没架子，心里装着咱们老百姓。”
那段时间，他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原配妻子因病去世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有些艰难。在组织的关怀下，他认识了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于淑彦温柔善良，知书达理，欣赏他的朴实和正直，两人情投意合，组建了新的家庭。于淑彦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在工作上支持他、鼓励他，成了他最坚实的后盾。那段日子，是王白早一生中最顺遂、最幸福的时光，事业有成，家庭和睦，仿佛所有的美好都集中在了一起。
可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转动。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后，陈伯达因支持林彪，鼓吹“天才论”，提议设立国家主席，受到了审查。有人突然想起，王白早的名字是陈伯达改的，便以此为借口，说他与陈伯达有牵连，要成立专案组审查他。
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王白早浑身冰凉。他这辈子，老实本分，从没跟任何人结过怨，更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怎么就成了“审查对象”？那些日子，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愁眉不展，头发都白了不少。他看着窗外的炼钢炉，心里满是委屈和迷茫，他不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想好好炼钢、好好工作的工人，为什么会卷入这样的政治风波。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周总理解了围。周总理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出面说：“改名是我提议的，陈伯达只是改了个字，这事我负责，不能让一个老实工人背着包袱干活。”周总理的一句话，像一道光，驱散了笼罩在王白旦心头的阴霾。专案组的审查就此打住，没有找到任何他与陈伯达勾结的证据，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王白旦心里清楚，是周总理的保护，让他躲过了这场无妄之灾。他对总理充满了感激，也更加坚定了好好工作、不辜负组织信任的决心。可经此一事，他心里也隐隐有了一丝不安，他开始意识到，官场不像炼钢炉，只要你肯出力、技术硬，就能把活干好。这里的复杂和微妙，是他这个直来直去的工人难以捉摸的。
没成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年后，江青听说了他改名的事情，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道：“王白早这个名字也一般，不如叫王百得吧，百发百中，事事得偿所愿，多吉利。”当时江青的地位特殊，没人敢反驳。消息传到王白旦耳朵里，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名字是父母给的，是先生改的，如今却因为领导的一句话，一再更改，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名字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他私下里跟妻子于淑彦抱怨：“改来改去，我都快忘了自己原本叫啥了。上次有总理护着，这次要是再出点啥事儿，谁还能帮我？”于淑彦握着他的手，轻声安慰：“名字就是个代号，你还是你，那个踏实肯干的老王。别想太多，好好工作，问心无愧就好。”话虽如此，王白旦心里还是堵得慌，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服从。就这样，他的名字第三次被更改，从王白早变成了王百得，这个名字，也伴随他走完了余生。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周总理、毛主席相继逝世，举国同悲。王百得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他一个人躲在炼钢炉旁，哭了很久很久。他想起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场景，想起他们温暖的话语和慈祥的笑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敬爱的领袖，也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
同年，“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全国上下开始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运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王百得因为先后被陈伯达、江青改过名字，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被列为齐齐哈尔市“揭批查”的重点对象。
这一次，审查比上一次更加严厉。他被停职反省，关进了学习班，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调查组把他的所有书信、文件、工作记录都翻了个底朝天，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他与陈伯达、江青的关系，试图找出他“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那些日子，是王百得这辈子最黑暗、最煎熬的时光。他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回答：“我不认识他们，只是他们给我改了名字，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私下往来，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可没人相信他的话，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说他是“陈伯达的亲信”，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爪牙”，还有人造谣说他利用中央委员的身份谋取私利。甚至有人劝于淑彦：“你跟老王离婚吧，不然会影响你的前途，孩子们也会受牵连。”于淑彦是个硬气的女人，她坚定地说：“我跟老王过日子这么多年，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他老实本分，心里只有工作和家人，绝不会做那些亏心事。我相信他，也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还他一个清白。”
为了不连累妻子，王百得也曾动过离婚的念头。他红着眼眶对她说：“淑彦，要不咱们就离了吧，我不能耽误你和孩子。”于淑彦却哭着摇头：“我不跟你离，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跟着你。”妻子的信任和支持，成了王百得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那段时间，于淑彦也受到了牵连，电视台机构变动时，她从副台长被降为部门主任，但她没有一句怨言，依旧默默地支持着丈夫，打理着家庭，照顾着孩子。
审查整整持续了8个月，之后又是长达3年多的等待处理期。这4年里，王百得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家用。他每天在家帮妻子做家务，接送孩子上学，闲暇时就坐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炼钢炉，心里五味杂陈。他想念炉前的日子，想念和工友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光，想念那滚烫的铁水和熊熊的炉火。他常常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好在，组织最终给出了公正的结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调查组没有找到任何王百得与陈伯达、江青有牵连的证据，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
结论下来后，组织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在齐齐哈尔另任要职，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二是调往外地，进一步提拔重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继续留在官场，毕竟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王百得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弃官为民，回到北满钢铁厂，重新做一名炼钢工人。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厂领导劝他：“老王，你可是 former 中央委员、市委副书记，怎么能再回去当工人呢？太可惜了。”工友们也劝他：“百得，你现在是领导了，没必要再去受那份苦。”可王百得态度坚决，他说：“我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炼钢，最喜欢的也是炼钢。官场的复杂我应付不来，也厌倦了。回到炉前，我心里踏实，干好自己的活，就是我最大的贡献。”
他的坚持最终打动了组织，组织尊重了他的选择。1978年11月，王百得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北满钢铁厂。厂里考虑到他曾经的身份，给了他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头衔，不用参加一线劳动，也不用承担具体的责任，算是对他的照顾。可王百得却不领情，他第二天就换上了久违的工装，跑到炉前，跟工友们一起三班倒，扒渣、加料、看火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活儿。
有人悄悄拉他的衣角，小声提醒：“老王，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不用这么拼命。”他却笑着说：“我没什么特殊身份，就是个普通工人，不干活儿心里不踏实。”他依旧像年轻时一样，手脚麻利，责任心强，不管什么难活累活，都抢着干。炉前的温度依旧很高，汗水依旧浸透工装，但他脸上的笑容却比以前更加灿烂。
为了方便工作，也为了不耽误妻子上班，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搬进了厂区宿舍。这一住，就是15年。15年间，他与妻子长期分居，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团聚。他错过了陪伴妻子的时光，也错过了孩子成长的点滴，心里充满了愧疚。可他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然选择了回到炉前，就要承担这份取舍。
命运似乎总是对这个老实人格外苛刻。在这15年里，王百得接连遭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1987年春节，他最疼爱的女儿因患尿毒症不幸离世。当时，他正在厂里试验新的炼钢技法，为了不影响试验进度，他一直没有回家。等他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时，女儿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没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他抱着女儿冰冷的身体，失声痛哭，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几乎将他击垮。
可悲伤过后，他没有沉溺于痛苦之中。几天后，他又重新站在了炼钢炉前。工友们看着他红肿的眼睛，都劝他多休息几天，他却摇了摇头：“厂里还等着钢呢，我不能倒下。”他把对女儿的思念，都化作了工作的动力，更加拼命地炼钢，仿佛只有在炉火的映照下，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伤痛。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0年，他的长子又被查出胃癌晚期。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再次将他推向了绝望的边缘。这一次，他破天荒地向厂里请了假，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的病床前，亲自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弥补这些年对儿子的亏欠。他给儿子喂饭、擦身、按摩，陪儿子说话，回忆小时候的趣事。可即便如此，也没能留住儿子的生命。几个月后，长子也离开了人世。
一年之内，接连失去两个孩子，王百得的精神几近崩溃。他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工友们都以为，他这次肯定挺不过来了，再也不会来上班了。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处理完儿子的后事，仅仅休息了几天之后，王百得又出现在了炼钢车间。他依旧穿着那件沾满油污的工装，默默地走向炼钢炉，只是背影比以前更加佝偻，脚步也比以前更加沉重。
1989年，王百得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妻子于淑彦早就给他找好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市里一家区办企业任职，每月能多赚400多块钱，比在厂里当工人强多了。于淑彦劝他：“老王，你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清福了。孩子们都不在了，咱们俩好好过日子。”王百得也动了心，他确实累了，也想多陪陪妻子。
可就在他准备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分厂领导找到了他，一脸恳切地说：“老王，你是厂里的老技术骨干，经验丰富，现在炉上的年轻人还顶不起来，你能不能再留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把你的技术教给他们？”看着领导期盼的眼神，想到自己干了一辈子的炼钢炉，想到厂里对自己的培养，王百得心里的那点犹豫瞬间消失了。他跟妻子商量：“淑彦，厂里需要我，我再留几年吧。等年轻人能独当一面了，我就退休，好好陪你。”
于淑彦了解他的脾气，知道他心里放不下炼钢炉，也放不下工友们，便点了点头：“你想留就留吧，注意身体就行。”就这样，王百得放弃了轻松的工作，继续留在了厂里。可此时，他已经不算编内职工了，每月只能拿到100块钱的补差费，没有加班费，没有奖金，也没有任何福利。但他毫不在意，依旧每天按时上下班，手把手地教年轻工人技术，遇到难题亲自上手解决。
有一次，一号平炉后墙突然塌落，钢水从炉体的裂缝中渗漏出来，情况十分危急。一旦钢水冲出炉体，后果不堪设想。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都赶到了现场，紧急磋商后，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可这样一来，至少要停工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巨大。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王百得站了出来，大声说：“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用停炉。”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说：“老王，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别多管闲事。”王百得却全然不顾，继续说道：“现在情况紧急，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停炉的损失太大了。我有经验，这个方法可行。”
领导们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又考虑到他丰富的经验，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当时，王百得已经年过半百，可他依旧像年轻人一样，冲在最前面。他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手上也被烫伤了好几处。在他的带领下，平炉后墙终于被成功修复，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工友们都为他欢呼雀跃，跑去给他请功。可两天后，一位领导却拉着他的手，为难地说：“老王，按规定，你应该得到重奖，可你现在不是编内职工，没法走程序……”王百得笑着打断他：“领导，我不是为了领奖才这么做的。能保住炉子，多炼点钢，比什么都强。”
1994年，王百得已经60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在妻子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正式离开了他奋斗了一辈子的炼钢炉。退休后的生活，平静而平淡。他终于有时间陪伴妻子，弥补这些年对她的亏欠。可他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突然闲下来，心里反而空落落的。他常常会独自一人来到北钢的厂区外，远远地看着那熟悉的炼钢炉，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
为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也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王百得试着开了个小饭庄。可他老实本分，用料实在，收费又低，再加上没有经营经验，不懂招揽顾客，不到一年就亏了本，只好关门大吉。这次创业失败，让他心里有些失落，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觉得只要能和妻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比什么都强。
可命运再次对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退休没几年，王百得就患上了糖尿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于淑彦又被查出患有胃癌。这个消息，对于已经饱经磨难的王百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淑彦知道他身体不好，不想让他担心，便一直瞒着他，自己默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有一天，她病倒在床上，不能进食，王百得才得知真相。
他抱着妻子，失声痛哭：“淑彦，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你怎么这么傻啊！”他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带着妻子四处求医问药，可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一切都为时已晚。他寸步不离地守在妻子的病床前，像当年照顾儿子一样，照顾着妻子的饮食起居，陪她说话，给她唱歌，试图用自己的陪伴，减轻她的痛苦。
2005年元宵节刚过，于淑彦在王百得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70岁的王百得抱着妻子冰冷的身体，放声大哭，那哭声里充满了悲痛、不舍和愧疚。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这一辈子，他总是忙着工作，忙着炼钢，没能好好照顾她，让她跟着自己受了太多的苦。
妻子走后，王百得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年年末，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引发了病毒性疱疹，疼得走不了路，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无依无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黑龙江省委得知他的情况后，十分关心，特意让北满钢铁厂给他发放了3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当厂里的领导把钱送到他手上时，这位一辈子要强的老人，看着手中的钱，羞愧得满脸通红。他哽咽着说：“这辈子，我没给组织添过麻烦，一直都是组织在照顾我。老了老了，反而要让组织操心，真是过意不去。”这3000块钱，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拿组织的补助，也成了他心中难以释怀的牵挂。
不久后，王百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最终因病情加重，医治无效离世，走完了他70年不平凡的一生。他去世后，儿子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北满钢铁厂的厂区附近，让他永远陪伴着他奋斗了一辈子的炼钢炉。
从王白蛋到王白旦，从王白早到王百得，名字改了三次，身份从普通工人到中央委员，再回到普通工人，王百得的一生，起起落落，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充满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他有弱点，嘴笨、不懂政治、认死理；他有矛盾，既感激组织的信任，又厌倦官场的复杂；他有遗憾，没能好好陪伴家人，没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
但他骨子里的实在、坚韧和感恩，却从未改变。他一辈子都在坚守自己的初心，不管身份如何变化，不管遭遇多少磨难，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个工人，始终记得自己的使命是炼钢。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工人阶级的本分，什么叫不忘初心。
如今，北满钢铁厂的炼钢炉依旧在熊熊燃烧，炉火映照着一代又一代炼钢工人的脸庞。那些年轻的工人，或许早已不知道王百得这个名字，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曾与毛主席平票当选中央委员，却甘愿放弃高官厚禄，回到炉前，做一名普通的工人。
但那段传奇的岁月，那些坚守的初心，却像炉火一样，永远燃烧在历史的长河中，温暖着人心，照亮着前路。王百得的故事，也像一首悠长的歌，在岁月的风中轻轻传唱，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坚守本心的纯粹，是脚踏实地的担当，是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始终不改的赤诚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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