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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北平城里，北大教授的家中常有贵客登门，来客们总会注意到那个忙前忙后的农村妇女。
她衣着朴素，脚步略显蹒跚，没人会把她和那位留洋归来、风华正茂的学者联系到一起。
不少人私下猜测，这大概是教授家雇来的保姆，手脚勤快，看着倒也老实。
谁也没料到，这位被众人误解的妇女，会被主人郑重地拉到跟前，向所有宾客介绍。
赵纫兰的故事，得从河北乐亭县的乡间说起，1883年出生的她，比李大钊整整大了六岁。
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子无才便是德，裹脚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赵纫兰没能进过学堂，不识字，双脚也早早裹成了小脚，一辈子都带着这份时代留下的印记。
李大钊自幼父母双亡，跟着祖父长大，家里祖母瘫痪在床，祖父年事已高，实在需要个能干的人打理家事。
1900年，在祖父的安排下，16岁的赵纫兰嫁给了10岁的李大钊，这桩典型的旧式婚姻，在当时再普通不过。
赵纫兰进门时，李大钊还是个懵懂少年，她既像妻子，又像姐姐，把这个缺衣少食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祖父年纪大了，照顾起来费心费力，赵纫兰端茶送水、擦洗更衣，从没有过半句怨言，李大钊要读书，她就把最好的灯油留给她，自己在昏暗的光线下缝补到深夜。
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大多被束缚在家庭琐事里，赵纫兰却凭着一份朴素的认知，认定了丈夫是个有出息的人，再苦再累也要供他读书。
1906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这是他走出乡村的第一步，家里的担子更重了，祖父母身体越来越差，开销日渐增多，赵纫兰不得不精打细算。
可命运偏不眷顾，祖父母相继去世后，姑姑因为家产继承的事大闹一场，把原本就不富裕的家折腾得一干二净。
换做旁人，或许会让丈夫辍学回家分担压力，赵纫兰却没这么做。她知道读书对李大钊意味着什么，硬是咬着牙告诉丈夫放心求学，家里的事有她顶着。
为了凑学费，她开始变卖自己的嫁妆，那些陪嫁的首饰、布料，一件件换成了银元，成了李大钊求学路上的盘缠。
1907年，李大钊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一去就是六年，也是在这一年，赵纫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可孩子没能留住，夭折的痛苦让她备受打击。
即便如此，她给李大钊的信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只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读书。
天津到乐亭的距离不算近，李大钊学业繁忙，很少能回家，这六年里，赵纫兰一个人撑起整个家，既要照料孩子，又要想办法筹措学费。
她的办法不多，无非是典当、挪借，今天向张家借点粮食，明天把家里的衣物送到当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这些艰辛，李大钊一直记在心里，多年后他在狱中写下《狱中自述》，还特意提到这六年的求学时光，全靠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才得以勉强卒业。
1913 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家里的日子本就艰难，出国留学的费用更是一笔巨款。
赵纫兰没有犹豫，只平静地询问需要多少钱，随后便开始四处奔走，她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又托亲访友四处筹措，终于凑够了留学的费用。
李大钊带着妻子凑来的钱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在异国他乡潜心求学，赵纫兰则在国内独自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祸不单行，李大钊出国后不久，小儿子就因为天花夭折，这是赵纫兰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巨大的悲痛几乎把她压垮，可她知道，丈夫在国外求学不易，不能让他分心，硬是把所有的苦楚咽进肚子里，在给李大钊的信里只字未提。
那些深夜里，她对着孩子的遗物默默流泪，天亮了又要强打精神操持家务，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大多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也不懂什么大道理，赵纫兰却凭着一份坚韧，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1916年，李大钊学成归国，两年后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团聚，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声名鹊起的学者、教授，身边围绕着的都是有学识、有见识的各界名流。
而赵纫兰，依旧是那个农村妇女的模样，大字不识一个，裹着小脚，因为常年操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
这样的反差，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背后议论，说李大钊如今身份不同了，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伴侣，甚至有人劝他休了赵纫兰。
这些流言蜚语，赵纫兰也听到过，她开始变得自卑，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是偷偷躲起来，怕给丈夫丢人。
可李大钊从来没有嫌弃过她，他知道，自己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妻子多年的付出，家里再来客人，他会亲自帮赵纫兰换好衣服，细心地系好扣子、拉平衣襟，然后大大方方地把她拉到客人面前，郑重地介绍这是他的妻子。
这份坦荡，让那些议论者自惭形秽，也让赵纫兰渐渐找回了自信，李大钊还特意在家里盘了个大土炕，知道赵纫兰习惯了北方农村的生活，这样她做活儿、休息都能自在些。
工作不忙的时候，他会主动帮忙做饭、看孩子，减轻妻子的负担，更难得的是，他还耐心地教赵纫兰读书认字，慢慢的，赵纫兰不仅能看懂简单的信件，还能阅读《红楼梦》这样的书籍。
有人觉得，李大钊这样的大学者，教妻子认字实在是浪费时间，可在李大钊看来，这是对妻子最好的陪伴和尊重。
那个年代，文人墨客三妻四妾并不少见，李大钊身边也有不少倾慕他的女教员、女学生，可他始终坚守着对赵纫兰的感情。
他常说，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最好，百年偕老最属难得，这份对婚姻的忠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
很多人觉得，赵纫兰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配不上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驱，可实际上，赵纫兰的深明大义，远超常人的想象。
李大钊投身革命后，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几乎顾不上，甚至把工资都用来资助困难学生和革命事业，家里常常无米下炊。
即便如此，赵纫兰也从来没有抱怨，家里经常有进步青年慕名而来，她总是热情接待，看到学生们衣裳单薄，就把刚给儿子做的新棉衣拿出来送给他们。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的工作更加危险。党组织开会没有场地，他们租住的小院就成了秘密据点。
赵纫兰默默承担起站岗放哨的任务，有人来的时候，她就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留意动静，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1924 年，李大钊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给赵纫兰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今后工作会更忙，没时间照顾家庭，让她坚强起来，好好抚养教育子女，还坚信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
赵纫兰把这封信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她牢记丈夫的嘱托，不管生活多苦，都要让孩子们读书，在她的教导下，几个孩子都早早树立了革命信念，后来都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包围了李大钊的家，将李大钊和赵纫兰以及两个女儿一同逮捕。
在狱中，李大钊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十几天后，他们在法庭上相见，李大钊看到妻子和女儿，平静地向法官说明，妻子是乡下人，孩子还小，一切都和她们无关，尽力保护她们。
谁也没想到，这一面竟是永诀，不久后，赵纫兰和女儿们被释放回家，第二天就看到了李大钊被执行绞刑的消息。
巨大的悲痛让赵纫兰当场晕倒，醒来后，她哽咽着叮嘱女儿，一定要记住父亲被害的日子。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 3岁，没有留下任何钱财，只留下了病妻幼子，友人们筹款买了棺材，才让他得以入殓。
赵纫兰强忍着悲痛，拖着病弱的身体，往返于北京和乐亭之间，料理丈夫的后事，那段日子，赵纫兰的身体越来越差，长期的操劳和悲痛让她疾病缠身。
可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孩子们还需要她照顾，丈夫的遗志还需要有人传承，她一边治病，一边悉心抚养孩子，把李大钊的革命信念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1933年4月，李大钊的出殡队伍浩浩荡荡，送葬的人们胸前佩戴着纸花，臂缠黑纱，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队伍越走越长。
大家高唱《国际歌》，呼喊着“李大钊精神不死”的口号，声势震动了整个京城。
同年5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公葬一个月后，赵纫兰在乐亭老家溘然辞世，终年 50 岁。她用一生践行了对丈夫的承诺，抚养子女长大成人，支持革命事业，用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很多人都觉得，赵纫兰和李大钊的婚姻充满了反差，一个是文盲小脚的农村妇女，一个是学识渊博的革命先驱，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偏见。
赵纫兰用一生的坚守，为李大钊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让他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革命，李大钊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变化而抛弃发妻，反而始终铭记她的付出，用尊重和爱护回报她的深情。
参考资料：
乐亭县人民政府——纪念先驱：相伴启明星2021-07-06
怀柔组工——【北京党史慕课】第33课 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忠贞爱情 2021-05-09
七一网——李大钊：纫秋兰以为佩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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