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吕一含
二本学生意味着什么？
二流的学校，似乎也预示着二流的人生。
二本学生这一标签，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下，通常自带低人一等的意味。他们面目模糊，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在成为二本院校的老师前，黄灯对于二本学生的想象也是这般刻板而匮乏——
这些学生之所以在二本上大学，是因为学习不努力，或是其他原因被分流至此。他们构成了高等教育中庞大而面目模糊的数字，是普通而平庸的沉默群体。
但当她真正站上讲台，耐下心来深入了解她的学生们，她的刻板印象彻底改观了——
每一个考入二本的大学生，不但需要自己本身很努力，也同样需要家庭的全力托举。
黄灯在中山大学
她的学生为了来到大学，他们的父母需要在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劳作，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撑孩子的求学路。
二本学生的来时路，远比她想象的更为艰辛。
在课堂上，黄灯开始更多倾听学生们的声音，也逐渐走进学生家中家访，走访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这些成为她观察和书写的起点——她决定真正地看见他们。
1992年，高中毕业的黄灯以4分之差与本科失之交臂。她曾想过复读，但父母觉得当时本科与专科的差距不大——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
在中学做老师的父亲更担心的是，万一第二年还是考不上呢？
她只好顺着父母的心意进入岳阳大学读书。
早期的黄灯
在那个考上大专已属不易的年代，本科和大专之间的界限的确没有现如今区隔如此大。
黄灯并不羞于告诉别人自己在岳大读书，她和北大的同学见面聊天，大家会谈起各自感兴趣的作家、关心的社会事件，“我们岳大的学生同样也关心着北京的事”。话语间是年轻学子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待。
毕业后，黄灯被分配至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成为一名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然而不过两年，黄灯最初的顺遂生活被逐一打破。时值工厂响应国家政策减员增效，她从厂部团委被下调到车间当挡车工。
即使是28年后，她依然能清晰记得被调岗的日子，1997年4月17日。
职工在车间工作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一年后，工厂效益逐年递减，没有订单，工资最低时、最困难的时候，黄灯每月只能领到80元补贴——她成了实际上的下岗女工。
改革的阵痛，成了黄灯的切肤之痛。
她靠着四处向朋友、同学借钱度日，但也是在这样艰难的一年，她硬是完成了自考拿到本科文凭。
为了谋求出路，黄灯决定考研。
备考的条件不算好，她在朋友的公司做一份临时工作，下班后就在公司洗手间旁支起小床，独自看书复习。没人知道这个纺织厂的下岗女工，心里暗暗憋着怎样一口气。
黄灯
几个月后，她如愿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那家纺织厂第一位成功考上研究生的工人，之后，她又考上中山大学的博士。
2005年，博士毕业的黄灯来到广东一所二本院校担任老师。第一次上课，她兴奋得忘带了钥匙。
在此之前，她做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干过一线女工，又经过六年漫长求学，才终于站上如今的讲台。
高等教育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
作为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常常思考：二十年过去，和她相同起点的二本学生，如今究竟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受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压力？
黄灯（前排左一）与学生们
黄灯无疑是幸运的。
学生时代，尽管就读于地方院校，在大学生包分配的年代她不用担心找工作，每月的生活补助让她无需为生计发愁。她爱看书，读书也给了她相应的回报。
而今天，经历过无数严苛应试考验才来到大学校园的年轻人，他们还能否和自己一样，依赖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难以跨过的暗礁？
她能感觉到，微妙的改变正在教育行业中发生着。
十几年的教学，在与四千五百多名学生的日常交流中，她逐渐意识到，国内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重点大学，更多人只能走进普通二本院校。
想把二本学生写下来的冲动，源于一次课堂教学。
黄灯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天——2006年5月17日，一堂大学语文课上，她给学生布置了一篇题为《风》的作文。
黄灯收藏的学生作文
当黄灯读到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后，她久久难以平静。
女孩笔下，是一个多子女、月收入不足一千的家庭，她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又因父母年龄未到四十五难以申请助学贷款，她焦虑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甚至怀疑自己不该来上大学。
在作文里，她自己根本“没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而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
黄灯才意识到，即便是在她认为相对发达的广东地区，这些学生背后的家庭，远没有她以为的光鲜，还有人在经受着与她童年时一样的困境。
黄灯《十三邀》
她曾以为现在的学生考上二本院校，这背后的读书之路不用很辛苦，但实际上，“从乡村到二本大学，我的学生的家庭也已为此倾尽所能。”
读完作文，黄灯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募捐，邓桦真的现实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也有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后来，女孩给黄灯的邮箱发去《感恩的心》的歌词。
就这样，一堂公共课上一篇临时布置的作文题《风》，逐渐坚定了黄灯走进一个年轻群体，去看见更多人青春的想法。
这篇作文也悄然改变了她任教的态度，在上课、评职称之外，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更认真地去看看那些具体的年轻生命。
黄灯在欧亚学院演讲时台下的场景
她通过学生手写的作文和他们交流，并开设了一堂不讲专业而自由讨论的课，她让学生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慢慢地便有学生会主动找到她倾诉。
让她有些意外的是，还有很多和桦真有类似遭遇的学生，相似的焦虑、困顿普遍出现在学生群体，只是他们缺少倾诉和被发现的切口。
在黄灯看来，作为二本学生，“他们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黄灯的人生轨迹，放在现在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黄灯
对于如今来自农村的孩子，“应试教育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
让她记忆犹新的一次期末考，学生们在作文考题里写下——
“以高考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被简单粗暴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点差错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
“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
“不明不白地进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识。”
王顺然送给黄灯的摄像册里的照片
这些文字让她痛心，学生们拼命付出多年，被应试教育磨完了天性，成了工厂的标准化构件，好不容易来到大学，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些普遍的困顿，不只是压在个人身上的大山，也是教育系统需要面对的问题。
2006年，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中文博士毕业的黄灯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之外，终于有了上专业课的机会，并成了062111班新生的班主任。
班主任的身份让她自然而然地和学生有了更多联结。
她不只是陪伴学生度过大学四年，在学校后山和学生们共度毕业聚餐，黄灯也通过微信和QQ默默关注着学生们毕业后的动向，观察一代年轻人离开校园的真实境遇。
黄灯（三排左三）与学生们
作为经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黄灯很明显能察觉出大学教育多年来的目标变化：
在她上大学的年纪，教育的目的是给集体培养人才，而到了06级学生，教育成了培养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
黄灯读书时，中专生、专科生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是跳龙门般改变命运的大事。
但对她的第一届学生来说，进入二本院校，还没能来得及好好享受大学时光，就已被告知就业的压力，成为学校锻造专业流水线上的规整产品。
黄灯在演讲中分享对教育的观察
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丰富性，改变着她内心的刻板印象。尽管就业市场局限、房价高涨、生活压力陡增，年轻个体在困境前爆发的向上生命力依然让她为之动容。
黄灯依然能感觉到，读书、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的重大意义。
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她意识到，哪怕是处于高校生态链末端的二本院校，也有着重要的使命，并与无数普通青年的命运紧密相关。
2016年，黄灯接手1516045班，时隔九年再次做起班主任。
黄灯在教室授课
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更深的代沟和距离——学生只需要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所带来的权威，面对更年轻一代的学生，黄灯开始觉得忐忑与困惑。
和06级学生相比，15级学生也更多了一份不确定的迷茫。
尤其到了毕业季，学生们一个个敲响她的办公室门，试图从老师口中寻得一个关于未来的确定答案：他们迫切想知道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创业的成功概率。
而这些追问都会回归到一个问题：读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黄灯想问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教育和年轻人的命运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黄灯
黄灯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于是将这些一线教学中的观察、学生鲜活个体的故事一一写下，在2020年集结成书出版《我的二本学生》。
这之后，她让二本学生这个长期沉默的群体，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公众的关注视野，不被看见的二本学生，这一次走到了台前。
在无数采访、讲座中，她一遍遍提到二本学生给她带来的思考。
随着关注一同到来的，则是更多疑问。有读者发问，如果二本学生都这么难了，那职校大专的学生又该如何是好？
这个沉重的问题一直萦绕在黄灯内心，机缘巧合下，黄灯在2019年夏天辞去院长职务，来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在职校开设非虚构写作工坊。
这一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教育图景。
在职校，她所要面对的是一群更早被应试教育“放弃”的学生，他们的故事往往被淹没在升学率的统计数据之后，但他们的声音同样值得被记录和理解。
在职校的一次写作课中，她读到学生将自己比作“工业废水”——
一位叫梁萍的学生回忆起自己的初三，写道：在度过无数教育机构拼命渲染的各个分水岭之下，时间终于来到了初三。“源头活水”的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倒是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黄灯在非虚构课堂上提及“工业废水”的感受
戏谑的自嘲口吻下，是连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颓丧感。这样直白贬低自我的笔触让黄灯感到心痛，“当人为地按照成绩把他们分类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给自己归类了。”
在后来的多次媒体采访中，黄灯都会提到“工业废水”这个令她感到触目惊心的比喻。
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自我调侃，也折射了教育生态中的残酷真相。
这些在考试竞争中落后的学生，内化了外界赋予的标签，并把这些负面标签转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带着这份心痛和责任感，观察越多，黄灯和学生的接触也更加深入。
黄灯在《十三邀》中谈及教育的问题
从2017年起，黄灯开始走进学生家中做家访。
“它只是一个视角，借由这个机会，走进中国农村，在大地上做家访。”
书写《我的二本学生》时，她关注学校教育的有限性。
而随着对学生的了解深入，她更想知道，在学校教育之外，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几年里，黄灯利用假期的时间，从云南腾冲到粤西农村，她坐火车、摩托车，路不通的地方，只有手扶拖拉机才能勉强开进。
家访途中，晓静妈妈骑摩托带黄灯行驶在路上
她切身了解了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上学路之艰辛，也看到中国乡村教育的真实图景。
这些家访经历让黄灯的教育观察变得更为丰富立体，她更清楚地意识到，理解一个学生，不仅要看学校社会给予TA的，更要看TA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承担着怎样的期待和压力。
教育问题，始终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2024年，她将一路上家访的所思所想写进新书《去家访》。
黄灯《去家访》｜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二本学生》的热销已将她推向公众视野，她再度频繁接受采访，出席各类教育讲座、论坛，在四处奔走时她总不忘了为学生发声。
在今年最近的一次教育论坛，她坦言，“当下大众低估了这代孩子的难处，年轻人缺少出路，不是因为不努力，而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包容和接纳。”
2024年底，黄灯调任至中山大学，从广东金融学院到深职院，兜兜转转，黄灯再次回到了自己读博的校园。
黄灯在新东方家庭教育上演讲
从关注二本学生到在职校开设写作工坊，黄灯的追问始终如一：
在剧变的时代下，那些普通的年轻人如何安放他们的生命。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时代，她的视线始终落在普通人的具体命运之上。
她所做的事的确无法立刻改变结构性的问题，但至少，让曾经被忽视的角落照进光亮，为迷路偏航的学生指清方向。
“教育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靠所有人推动。”
参考资料：
1.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2.人物《黄灯，我的职校学生》
3.三联生活周刊《我和我的二本学生》
4.学人scholar《专访黄灯：我始终关注现实中的“人”》
5.看天下实验室《不被看见的二本学生，这一次走到了台前》
内容策划： 翟晨旭 夏夜飞行
排版设计： 蕾蕾 洛溪
文学杂志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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