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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死那年，小凤仙一身素衣，站在人群后头，没哭，没闹，眼睛直勾勾盯着灵堂上那张遗像，像是想把那张脸记一辈子。
她没留名，也没打扰谁，送了一幅联，写得讲究，写得沉重，写得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联是找人代笔的，但意思分明是她自己说的。
那天之后，她就像蒸发了一样，北京再没她的影子。
没人知道她去哪了，别人都在猜，有人说她伤心过度闭门不出，有人说她怕被袁世凯余党盯上跑了。
但真相挺简单——她走了，离开那个装满回忆的地方，去了东北，换了个活法。
她不是谁口中的“红颜祸水”，也不是哪本野史里的“奇女子”。
她是个从青楼里挣扎出来的女人，活得很苦，也很倔。
她原名朱筱凤，出生在浙江钱塘，后来成了杭州。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早走，父亲实在养不起，狠下心把她卖到妓院。
她那年才十岁出头，连苦是啥都没弄明白，就被扔进了那个地方。
她不认命，学艺、唱戏、弹琴，慢慢在北京八大胡同混出点名声。
她唱昆曲、唱京剧，嘴甜脑快，客人都说她会哄人。
她不靠脸吃饭，靠的是那点骨气和脑子。
艺名“小凤仙”，听着像仙女，实则是苦里挣的命。
1915年，蔡锷在北京云吉班见着了她。
那会儿蔡锷是被软禁的，一边演着花天酒地的戏，一边筹划怎么逃出去反袁。
小凤仙就是他掩护行动的一环，陪他唱戏，陪他喝酒，实际上是帮他演戏。
他们的关系外人说不清，有人说有情，有人说无情。
但不管咋样，小凤仙在那事里出过力，蔡锷能顺利出京，她不是没帮忙。
蔡锷去了云南，闹起护国战争，声势浩大。
小凤仙留在北京，日子过得照旧，直到蔡锷病逝日本的消息传回，她才彻底变了样。
当年她去了追悼会，送了那副联，之后就不见了。
不是消失，是换了地方。
她去了沈阳，换了姓氏，改了身份，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最初在沈阳，她啥都干过。
布店杂工、茶馆跑堂、饭馆洗碗，全是靠力气吃饭的活儿。
她没抱怨，也没声张。
后来遇上个厨子，姓陈，人不高，话不多，但手艺行，人也厚道。
两人凑合着过了，成了家。
他们住在皇姑区寿泉街的三胡同，一个破旧平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
但小凤仙没说过苦。
她说，这日子虽然清贫，可踏实。
陈师傅走得早，1935年那年病重走的。
小凤仙成了独身，靠着零活糊口。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城，沈阳人心惶惶，她照样活下去。
饭馆关门，她就给人洗衣做饭，啥都不挑。
后来她腿脚不好了，住进了邻居刘长青家。
刘家是工人，日子也苦，但人心软，看她没人照应，腾了个屋角给她住。
她不多话，平时就听收音机，有时听到讲民国往事，会默不作声地掉眼泪。
她从不主动提蔡锷，偶尔刘家问起，她就笑笑，说：“那是我年轻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再多一句也不说。
1976年，她摔了一跤，走得悄无声息。
没留下遗物，只有几件旧衣和一个破碗。
那年她七十六岁，没有风光落幕，也没有谁来送行。
她在刘家住了十多年，刘家人说她话不多，但讲信用，有啥活帮就干，从不推。
她总说自己命苦，可从没怨过谁。
1998年，刘长青的女儿讲出了她的故事，那年她才让人知道，小凤仙不是死在青楼，也不是随蔡锷殉情，而是活得平凡又真实。
她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像唱戏，啥角色都唱过，唱完了，也就散场了。”
蔡锷是英雄，死得早，声名远扬。
小凤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也许只有她知道，两人之间到底是情是义。
她没有光环，没有雕像，也没人给她立碑。
她一辈子就想图个安稳，最后也确实图到了。
她不是传奇，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走在旧社会的夹缝里，撑到老。
参考资料：
《蔡锷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选编》，商务印书馆
刘长青口述历史整理，《沈阳晚报》1998年6月档案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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