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离岸信托的功能到底有没有被“夸大”？|信托|受托人|受益人|王旭(唐朝)

一、离岸信托的税务优势≠免税

在全球税务透明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许多高净值人士不禁有此疑问：离岸信托在税务筹划方面是否依然具备优势？对此，离岸信托的税务优势的确继续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使用离岸信托持有资产就无需缴税，而是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 实现资产间的盈亏抵扣：当离岸信托持有多项境外资产时，在信托架构下，不同资产产生的盈利与亏损可以在内部进行抵扣。例如，若信托内持有的四只股票中，一只出现亏损，而另一只产生盈利，则亏损金额可用于抵减盈利金额，从而降低整体应纳税所得额。相比之下，若个人直接持有这些股票的话，根据中国现行针对海外收入的税收规则，不同资产间的亏损与盈利通常无法直接进行抵扣。因此，离岸信托特别适合在境外频繁进行金融产品（股票、基金）交易的客户，能够有效优化税务负担。

● 递延纳税效应：离岸信托持有的资产，在收益未实际分配给受益人个人名下时，一般情况下无需立即缴纳税款（特殊情况除外，取决于各种税务要素）。这意味着客户可以在信托框架内持续进行投资滚动，延缓税负的发生时点，从而提升资金利用效率。

离岸信托提供的是一种税务优化工具而非避税手段。若信托整体产生正收益，在最终分配至受益人时，仍可能产生纳税义务。由于中国目前针对离岸信托的税务处理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规则，实践中对于纳税时点、税额计算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建议在设立离岸信托前，务必充分了解中国及境外税务政策并咨询专业法律税务顾问，以确保合规并有效管控潜在税务风险。

二、离岸信托为何迎来业务黄金期？

当前，离岸信托业务正面临显著的机遇，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驱动。

第一，中国客户境外资产持续增长。离岸信托主要依托境外资产进行设立。虽然部分境内资产可通过特定结构安排置入离岸信托，但普遍做法仍是将已位于境外的资产装入信托。

随着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出海经营，中国企业家在境外积累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为离岸信托提供了日益丰富的资产基础。因此，中国客户境外资产的增多，直接扩大了离岸信托的潜在客户基础与业务规模。

第二，全球征税推动税务合规与筹划需求。在全球税务透明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CRS的推进），税务合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若个人直接持有境外金融资产并进行交易，根据中国现行针对海外收入的税收规则，不同资产间的亏损与盈利可能无法相互抵扣，且纳税义务通常在交易实现并申报时（例如次年6月30日前）即产生，难以实现递延。

因此，在全球征税日趋严格的环境中，对于需要在境外进行频繁投资理财或资产配置的客户而言，离岸信托具有能够提供亏损弥补和纳税递延等税务优化功能，其设立的紧迫性日益增强。这并非不交税，而是优化税务时点与方式，若想同时获得税务优惠，建议聘请中国税务律师。

第三，传承事故频发凸显传承规划必要性。近年来，境内外因离婚、继承等引发的资产分割案例屡见不鲜，使得越来越多的客户意识到，不仅境内资产需要传承规划，境外资产同样面临继承程序复杂、资产分割风险高等问题。

离岸信托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承工具，能够帮助客户规避境外复杂的继承程序。在子女承接境外资产时，离岸信托可以提供更为顺畅的流程，无需经历繁琐的境外继承法律手续，也无需专门赴境外处理遗产继承事宜，操作相对简便，对于资产结构复杂的客户而言，性价比尤其显著。

在这三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离岸信托已成为众多拥有境外资产的中国客户的重要选择，其业务机遇也很明确。

三、从“既要、又要、还要”到“精准规划”

在设计离岸信托方案时，客户普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知识储备上的不足，二是设立心态上的矛盾。

从知识储备来看，目前国内客户确实缺乏信托文化的底蕴。在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赴国外研习信托法时期，发现英国的高净值客户和法学院教授对信托机制的理解非常全面——他们清楚为何要将资产交由受托人管理，为何选择信托结构来持有资产。相比之下，中国的信托历史，尤其是家族信托的发展时间较短，客户普遍对“将资产交给他人或信托机构持有”心存顾虑。当资产远在千里之外由离岸信托公司管理时，这种不安全感会更加明显。因此，许多客户会强烈要求保留更多控制权。

此外，客户对离岸信托复杂结构的基础知识掌握不足，也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在设立过程中容易越做越犹豫，既想保留更多权利，又渴望获得专业支持。

在设立心态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即不少客户抱有“既要、又要、还要”的矛盾期望。例如，既要求信托具备完善的资产保护功能，又希望自己能够高度控制信托财产；既希望灵活使用信托资产，又要求信托“绝对不被击穿”。这在实际信托实务中往往难以兼顾，就像“希望每天享受美食，却不愿接受身材的任何变化”——目标之间本身存在冲突。如果强求所有目标，很可能导致最终搭建的信托结构沦为“四不像”。

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帮助客户厘清需求优先级。在实操中协助客户设立离岸信托时，会系统地介绍其多重功能——如继承风险隔离、资产保护等，并引导客户评估自己最核心的需求。

“并非所有离岸信托都不能保留控制权，也并非保留控制权就是错误的。”信托机制的设计应紧密围绕其设立目的。例如，有些客户已不再经营生意，资产来源清晰，无债务风险，他们更看重的是对资产的控制权，而非资产保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保留控制权是完全可行的设计方向。

四、为家族传承寻找“安全锁”和“平衡点”

作为在法律界长期专注于离岸信托且极具代表性的专家，曾处理过多个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离岸信托在应对婚姻风险与复杂家族传承中的关键作用。

案例一：利用离岸信托为股东隔离子女婚姻风险，保障上市公司股权稳定。

假设一位港股上市公司的客户，其女儿即将结婚。客户明确表达了他的担忧：比如将来女儿接班的时候，他希望给女儿一部分股票。若未来女儿婚姻发生变数，这些直接赠与的上市公司股票，在其婚后增值部分可能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旦女儿离婚，这部分股权将面临分割风险，进而可能影响公司的控制权稳定。

处理此类案例的解决方案是：协助客户设立离岸信托，将客户持有的境外上市公司资产置入离岸信托，指定女儿为信托的主要受益人并通过公司架构安排使女儿成为公司的继任控制人。这意味着，女儿未来可以从中受益并接班，但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属于信托，而非女儿个人。

由于信托的设立，这部分上市公司股票在女儿离婚时通常可以避免分割。倘若选择直接转让股票，无疑将面临重大的分割风险。这个案例印证了，离岸信托能通过资产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有效隔离婚姻变动对家族核心资产的冲击。

案例二：通过离岸信托，在实现家族跨国资产高效传承的同时，更完成了经营控制、利益分配与代际接班的有序规划。

另一类常见案例是，客户在海外拥有规模可观的产业，但因健康状况不佳，开始担忧自己离世后的资产传承与家族治理问题，主要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跨国继承程序复杂。其资产遍布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司法管辖区。若按传统继承方式，子女需在各地分别办理手续，流程繁琐且耗时。客户希望设计一套机制，实现高效、顺畅的全球资产传承。

第二，家庭结构特殊，存在潜在继承纠纷风险。客户家庭由三位子女组成，其中长子为前婚所生，已介入公司经营并完成接班，很多业务都做得非常好。而次子与幼女则为后婚所生。长子强烈反对设立离岸信托，希望完全掌控企业决策权，这使得客户在推进传承规划时犹豫不决。

若不进行专业规划，这个结构复杂的家庭很可能出现类似其他家族的典型继承争议。结合处理的类似案例，此类项目需要经过多轮深入沟通，最终推进离岸信托与家族治理体系的设立，其核心安排如下：

●决策权集中，保障经营稳定：通过信托结构将全部决策权赋予已接班的子女，确保企业运营的连续性与效率。

●利益分配兼顾公平，借助信托实现平衡：在受益权分配上，通过离岸信托结构，确立接班人享有40%（或其他比例）的收益，接班人以外的子女（2位）各享有30%，在尊重长子经营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子女的财产性权益。

●引入家族宪章，规划长期传承：处理此类案例通常会协助客户制定家族宪章，不仅明确第二代成员的分工（如其曾经的案例中，由客户长子负责经营，次子负责慈善板块，幼女负责家族投资），更关键的是，确立了第三代接班人的遴选标准，为家族的代际延续设立了清晰、公正的路线图。

通过类似规划，离岸信托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既有效地隔离了家族资产风险，将公司决策权集中赋予愿意且有能力接班的成员，同时通过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兼顾了家族所有成员的合法权益。这使得家族成员能够“拧成一股绳”，让最擅长经营的人专注于创造价值，其他成员则可在各自领域，共同致力于家族事业的繁荣与蛋糕的做大。

五、设立只是开始

离岸信托设立后并非一劳永逸。在长期的维护和管理中，家族需重点关注两类常被忽视的风险，即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通常源于家族内部治理缺失或信息传递不畅，具体表现在：

继任机制不明确：离岸信托除涉及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和受益人外，下层通常还设有BVI公司、百慕大公司等特殊目的公司。许多家族在设立时仅关注上层结构，却忽略了明确下层公司的董事任命、银行账户签字人及被授权人等关键安排。一旦创始人离世，若未提前规划好各角色的继任人选，极易引发二代成员间的争议，甚至导致非意向人员通过控制下层公司影响资产运作。

信托信息传递不足：许多一代创始人离世后，二代子女因不了解信托结构和机制，面对复杂安排往往无从下手，甚至因误用工具而触发内部风险。因此，建议在设立阶段就应聘请律师准备《信托使用指南》《整体架构说明》及《受益人知情函》等材料。这些文件如同“房屋的主体结构图”，能帮助后代理解信托运作逻辑、权利义务及管理要点，确保代际传承顺畅，避免“有结构却无人会用”的局面。

基于长期陪伴多个家族完成从一代设立信托到二代顺利接班完整周期的经验，要实现离岸信托的长久有效存续，必须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即建立动态的继任机制与推动信托信息的系统传递。

即使暂不向子女披露具体内容，也应提前制定详尽的信托使用指南与整体架构说明，以保障未来权力交接的顺畅与安全。在实际工作中，团队通常会为客户配套提供以下三类核心文件：

1. 信托使用指南：清晰阐述信托的功能定位、适用场景与具体操作流程；

2. 信托架构方案：以“图表+说明”形式直观呈现信托的整体结构与内在关联；

3. 受益人知情函：面向受益人阐释其权利义务、可享利益，以及未来参与管理时需关注的关键要素，该知情函并非马上交付受益人，而是在客户认为合适时，由律师或其他人员交付给受益人。

“在离岸信托的设立与管理中，外部风险主要指债权人挑战、债务追索等来自信托外部的法律风险。”很多客户关心：信托是否真正具备资产保护功能？又该如何增强其隔离未来债务风险的能力？

要想实现这些功能，必须具备至少三个基本前提：

1. 资产来源合法：置入信托的资产必须来源清晰、合法，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或法律瑕疵；

2. 设立时机恰当：信托应在资产状况良好、无重大债务风险时设立，其目的在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而非逃避已有债务；

3. 结构设计专业：必须依托专业律师事务所设计信托架构与条款，确保其符合离岸地法律要求，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

“近年来，部分中介机构在宣传中夸大信托功能，误导客户认为信托可用于‘逃避既有债务’。事实上，信托能够有效隔离继承风险、婚姻风险等，但无法保护非法资产，也不能用于实现非法目的。已有多个司法案例表明，试图利用信托逃避合法债务的企图终将难以实现。”专业机构有责任向客户阐明信托的功能边界，建立合理预期，避免因误解而引发后续法律争议。

最后，在增强资产保护功能方面，建议客户在设立信托前进行资产定调：即在设立信托前全面评估客户的资产负债状况。例如，若委托人总资产1亿元，负债5000万元，则净资产为5000万元；此时不应将全部资产置入信托，而应在净资产范围内配置合理比例。

这一做法既保留了委托人必要的偿债能力，又显著提升了信托架构面对外部挑战时的法律韧性与安全性，是实现资产保护功能的重要实务操作。

特别声明：

大成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对客户的信息保护义务，本篇所涉客户项目内容均取自公开信息或取得客户同意。全文内容、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大成律师事务所任何立场，亦不应当被视为出具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并于转载时在文章开头处注明来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的任何内容。

1. 王旭：高净值人士跨境财富规划及境内外信托联动方案

2. 王旭：税收优惠法案正式生效：香港家族办公室的优势和设立流程

3. 王旭等：企业注销后税局穿透追责要求实控人补缴税款——案例及法律分析

4. 王旭：高净值人士违规换汇的法律风险及合规换汇方式

5. 王旭：明星主播接连被稽查处罚——文娱行业的税务合规之道

6. 王旭：个人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间接转让股权进行税务筹划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7. 王旭：香港重启投资移民项目：申请条件、流程及手续

8. 王旭等：企业所得税退税的三种常见情形与退税方法

9. 王旭：中国高净值人士离岸信托设立中的婚姻财产问题

10. 王旭：网络直播行业高净值客户税收风险防控

11. 王旭：特朗普时代中美跨境家庭如何做好信托及税务规划

12. 王旭：钱伯斯《2025年全球税务指南》中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