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秋，这一年的华北平原冷得特别早，西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份不起眼的“申斥令”被悄悄塞进了伪警察局的档案袋里。
纸发黄，字迹潦草，理由写得更是含糊其辞：“审讯不力，私放水，移交上级推诿责任。”
这在那堆积如山的杀人文件里，简直连个浪花都算不上。
但咱们今儿要说的，就是这张纸背后的主角，刑讯组的小头目，马成。
那时候的伪警察局，说白了就是个阎王殿。
进去的人，竖着进去，横着出来那都算运气好，大部奋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也不全对。
他其实就是个没了脊梁骨的投机分子，家里原本有几亩薄田，为了在这个乱世里混口饭吃，才披上了这层黑皮。
平日里，他最擅长的就是看日本人脸色行事，手里那根鞭子，多半时间是演戏给皇军看的道具。
在这号称“王道乐土”的地界上，人命比草芥还贱，活着就是唯一的真理。
那天晚上的气氛特别压抑，空气里全是那一股子让人作呕的铁锈味儿和血腥气。
日本宪兵队送来了一个“硬骨头”。
档案上连个名字都没有，就一串代号。
据说这人已经被轮番折腾了三天三夜，老虎凳坐穿了，辣椒水灌得肚子像个皮球，可人家愣是一声没吭，连个求饶的字儿都没有。
日本人彻底没了耐心，这帮家伙就是典型的KPI狂魔，只要结果不看过程，直接把这烂摊子甩给了马成。
命令很简单：今晚再不开口，明天早上直接拉到城外喂狗。
这事儿落谁头上谁都得发愁。
马成心里也犯嘀咕，这明显是个烫手山芋，弄好了没赏，弄不好还得背锅。
但没办法，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审讯室里的灯光昏黄得让人心慌，那种压抑感，能把正常人逼疯。
马成想速战速决，毕竟夜长梦多。
他挽起袖子，拎起那根浸了盐水的皮鞭，照例先来一顿“杀威棒”。
鞭子带着风声抽下去，皮肉绽开的声音在封闭的地下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前五鞭子下去，那人身子抖得像筛糠，那是生理上的本能反应，但那牙关咬得，跟焊死了一样。
马成越打越心烦，这哪是审讯啊，简直就是再给自己找罪受。
他正准备换个狠招，上个电刑什么的，那人突然因为剧痛猛地抬起头。
这一抬头不要紧，凌乱带血的头发甩开，露出了左边的一只耳朵。
那是一只带着旧伤疤的耳朵，耳垂缺了一块肉。
就这一眼，马成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手里那根还要落下去的鞭子，硬生生悬在半空，怎么也砸不下去了。
那个缺口，他太熟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两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在村口抢烤红薯，打闹间不小心摔进碎石堆里磕出来的。
眼前这个被打得不成人形、满脸血污的“共党要犯”，竟然是他出了五服的远房堂弟，小名三虎。
那一瞬间，时空好像错乱了。
记忆里那个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哥、挂着两条鼻涕的跟屁虫，和眼前这个眼神坚毅如铁、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在这昏暗发霉的地下室里重叠了。
这一幕太荒诞了，简直就像是老天爷故意开的一个恶劣玩笑。
马成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白的恐惧。
他一直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心早就黑透了，可当那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刑架上时，他才发现，自己那点仅存的人性还在那儿苟延残喘。
这时候，旁边的副手看出了不对劲，凑过来问：“头儿，怎么停了？
太君那边可催着呢。”
马成咽了口唾沫，嗓子眼里像是堵了团棉花。
他没办法直接放人，那样的话，躺在刑架上的就是他自己。
他也没办法继续打下去，那一鞭子要是再抽下去，抽断的不仅是皮肉，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底线。
乱世里的这点亲情，脆弱得跟纸糊的一样，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就被血给泡烂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鞭子往地上一扔，骂骂咧咧地说：“打个屁！
这人都快断气了，现在弄死了，口供找谁要去？
你去跟太君交代？”
副手愣住了，没见过头儿发这么大火。
马成趁机摆出一副烦躁的样子，也不看那人，直接冲着门口喊：“先押下去！
今晚不审了！
老子得去写个报告，这人身体不行，得缓一缓，别死我手里晦气。”
这就是档案里那句“审讯不力，私放水”的由来。
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放水，他只是在那一刻，选择了当个懦夫，把这烫手的山芋推给了上级，或者说，推给了命运。
他知道，这一推，三虎能不能活命很难说，但他至少给自己那良心，留了那么一丁点喘息的缝隙。
这种事儿，在那个年代其实不少见。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荒诞的逻辑：杀人是为了讨赏，不杀人反而成了需要解释的罪过。
据说那天晚上，马成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抽了一宿的烟，烟灰缸都满了。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在想童年的那个烤红薯，或许是在想明天怎么跟日本人圆谎。
至于那张申斥令，后来就一直夹在档案里，直到1945年以后才被翻出来。
它记录的不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传奇，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高压下，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甚至有些窝囊的挣扎。
那年冬天过后，再也没人见过那个叫三虎的男人。
参考资料：
《华北治安战实录》，档案出版社，1982年
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伪满警察局档案汇编（1943卷）》，吉林省档案馆，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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