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北京东长安街的庆功招待会上，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的阴法唐在人群里看见了久未露面的李国柱。当时有人打趣：“老阴，你夫人来了，可还记得当年昌都的四平米新房？”一句玩笑，把在座几位老战友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了八年前的青藏高原。
1949年冬，12军军政大学举办毕业点验。名单贴出时，李国柱注意到最后一栏写着“援藏先遣——限100人”。她只是抬头看了看雪夜中的探照灯，签了字。没人想到，这一笔把她的人生轨迹牢牢钉在了海拔四千米以上。
1950年7月，康藏工作队组建完毕，编在18军52师政治部。队员多半是男同志，女兵只有九人。李国柱负责联络、战勤，日常背着半部军用电台在乱石坡上爬来爬去。昌都战役打响前夕，她第一次见到阴法唐——副政委的肩章、一口湖南腔，“同志，气压低，多喝水。”就这一句，再无多言。
战役结束，工作队撤销。西藏军区决定整编，52师番号取消，许多干部面临转业。刘月亮科长把李国柱叫到帐篷里：“小李，组织上考虑，你们女兵单独去偏远点不安全，愿意的话，跟阴副政委一个编制。”李国柱当场愣住，一句“我还没入党”脱口而出。刘月亮笑了：“先把个人问题解决，入党有程序，急不得。”
谈恋爱在那年月算机密。李国柱给自己列了两条原则：全藏解放完成后再谈婚事，入党后再领证。阴法唐听后点头，“你说怎么就怎么。”只是1952年5月，部队转场江孜的命令突然下达，两人无暇顾及原先的计划。请示电报发到拉萨司令部，批复只一句：“已谈婚论嫁者，可就地办婚礼，便于组织统一调配。”
江孜是高原深处的小城。两人领了结婚证，当晚搬进四平米新房——木箱搭的床，单人军被合二为一。警卫班排了两名战士在门外守夜，是怕地方反动残余趁夜生事。蜜月如此度过：白日行军，夜里借住老乡敞顶院子。星光透过碎瓦落在褪色被面上，夫妻俩说句悄悄话，都得压低声音。警卫员躺在三步外的土台子上，随时警醒。阴法唐私下打趣：“这世上最安全的新婚夜，敌人近不了身。”
到江孜后，任务是组建军分区政治机关。李国柱怀孕没停工，每天骑马往返十几里开会。八个月时差点早产，军医在马背旁喊：“勒紧缰绳！”旁边藏族老乡看得直摇头。孩子最终提前两周出生，仍免不了高原反应，十个月就查出心脏杂音。组织上派去内地的汇报干部顺带把孩子送往成都，母子分离成了无奈的选择。
1954年7月，赞塘河突发洪水。临产前一个月的李国柱被水冲到膝处，木玉亭和罗宗英一左一右把她拖离险区，寒风里，三人默默咬牙。回忆那一夜，她只记得冰冷刺骨，“像被一把无形锯子锯着骨头”。
后来，北京中直机关抽调20名幼师，在成都办保育院，专收西藏干部子女。阴法唐夫妇的三个孩子分别在一岁多、两岁多、三岁多时送进去。第一次探望，孩子哭着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高原。”那句话戳得李国柱胸口发麻。可工作催得紧，短短两天团聚，列车汽笛一响，她又得转身往青藏线赶。
值得一提的是，阴法唐在高原上主持土改、推广民主改革，常带领工作组下乡。他说：“群众搞明白了，边防才能稳。”李国柱则在军区政治部搞组织、妇工，兼顾统战接待。有人称她是“跑得最快的八个月孕妇”。她只是笑：“我们当年都这样。”
第三个孩子来得突然。原打算无产期终止妊娠，可缺医少药，胎儿已成型，只能硬着头皮生。高原夜寒，煤油炉烧到通红，产房里看不见一个专业助产士，还是从邻连借来的卫生员顶班。孩子的降生，宣告她“高原妈妈”三连冠。不得不说，这并非荣誉，而是责任的叠加。
60年代后，西藏基础设施陆续完善，驻藏干部住房统一改为砖木结构，取暖设备升级，保健站添了氧气瓶。机关已婚人数激增，夫妻分居的难题缓解。有人感慨，现在过日子像城里人。可阴法唐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条件好，是因为有人先吃过苦。”
1978年，阴法唐调离西藏，回到成都任职。李国柱随迁，改做人事干部教育工作。几十年来，“蜜月期跟着两个警卫员”的往事偶尔在饭桌上被年轻人当趣闻提起，她却总是摇手：“这不稀奇，那时候我们两口子，只是千百名边防夫妻的一个缩影。”
1985年那场招待会结束，老战友散去。灯光暗下来，李国柱站在台阶口，低声说了一句：“要是没有那两个警卫员，我们俩也许撑不到今天。”阴法唐笑了笑，“活到这时候，什么都值了。”
高原风沙早已吹散了当年的木箱床，却留下一段在身体里难以磨灭的记忆。对于经历者而言，那段历程不带浪漫滤镜，也没有悬念；它只是由长久的奔波、稀薄的空气和生死托付交织而成的日常。当年一句“气压低，多喝水”，在今日听来依旧清晰——仿佛高原薄暮里，那个背着电台的年轻女兵正要翻过最后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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