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0日清晨，京西玉泉山的空气透着潮湿。中央军委小礼堂灯光未灭，邓小平和叶剑英已在讨论军队整顿的细节。会后，新名单递到秘书手中：张廷发，被点名出任空军政治委员。许多与会者低声议论，这位“能打又能写”的将军即将迎来全新的战场。
消息传到西郊机场，张廷发正陪同技术人员巡检歼-6发动机。他听完电话，只说了一句：“服从组织”，转身又钻进机库。简单两字，却让熟悉他的人想起三十八年前的另一次调动——也是一句“服从”，把这位太行山里的青年参谋推到刘伯承、邓小平身边。
时间回拨到1937年秋。卢沟桥炮火仍在远处隆隆。刚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在涉县誓师，大雨倾盆，士兵们的披毡贴在背上。张廷发站在队尾，笔记本被雨水浸透，却依旧记录口令。那份战斗详报，字迹发皱，却精准勾勒战场态势。刘伯承看后连点三次头，邓小平扭头问：“写的人多大？”得到“十九岁”答复，两位首长默契一笑——人才。
1940年百团大战，第三八五旅需要一名作战股长。张廷发被推了出来。彭德怀一声令下，一百余团拉网攻击交通线。前线电文如雪片飞来，他伏案连夜编写综合简报。魏垒把简报送到师部时，加了一句批注：“行文简练，分析透彻。”第二天，调令来了——张廷发到师司令部任作战科长。
战场瞬息。1942年日军“大扫荡”，太行根据地告急。师部必须转移，却被敌侦悉。张廷发建议警卫营佯动，主力夜行。刘伯承拍板执行，转身叮嘱：“别恋战。”警卫营仅用两挺轻机枪拖住日军三小时，主力安全脱险。后来邓小平在太岳听到经过，只留下一句话：“这小子不光会算，还敢拼。”
抗战胜利后，内战骤起。六纵随刘邓大军南征北战，张廷发任参谋长。1946年雨季，部队转场，道路泥泞。后勤卡车陷入沟渠，他硬是拆门板、垫石块，保住弹药。可正因动员百姓车辆过多，遭到邓小平点名批评。饭桌上，他一时意气，把碗拍翻。两天冷静期后，他写了三千字检讨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批了八个字：“知错能改，胜过能打。”这场小风波，让张廷发明白“军纪胜枪炮”六个字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张廷发转战各大军区，先后主管训练、装备、干部。1964年空军导弹营组建，他受命赴西北选址，釆风沙满身，却交出一份堪称教科书式的防区规划。技术人员说：“老张不懂导弹，却懂打仗。”
历史把镜头推回1975年。当时周总理病重，军内外事务千头万绪。邓小平复出，首务就是整顿。空军问题突出：干部断层、飞机妥善率低、指挥链条松散。邓小平找张廷发谈话：“部队不是象牙塔，改就要动真格。两条硬杠杠——党的领导，战斗力。”张廷发点头记下。
随后他去见叶剑英。元帅性子干脆：“中央军委对你只有两点要求：一，党指挥枪，绝不动摇；二，整顿到底，别留尾巴。”张廷发答：“保证完成。”叶帅摆摆手：“去吧，别客套，空军等不起。”
空军机关最先动刀。上任一周，张廷发裁撤冗余科室，一线飞行员补贴翻倍。有人觉得动作太猛，他丢下一句：“飞机落不了地，咱就都得落地。”随后，他提出“机务日”制度，每周让机关干部到机坪帮修理。这个点子后来推广到全军，被简称为“三五九”——三分之一时间研究战法，五分之一蹲连队，九分之一亲自上机。
年底，空军向军委报送整顿总结。邓小平在阅件上圈出“机务日”三个字，批示“很好”。罗瑞卿附言三百余字，称“解决了真问题，管用”。部队上下士气回升，当年训练事故下降近三成，妥善率提高十二个百分点。
1983年，空军领导班子更新。张廷发主动提交请示，提出交棒年轻干部。文件很短，却写明理由：让能飞、敢飞、懂新装备的人挑担子。军委批准后，他转到中顾委担任委员。离岗不离心，遇到机型改进，他仍写信给空军司令部：“座舱仪表最好改成双语，战时利于对外援助。”
2010年3月25日，92岁的张廷发在北京病逝。讣告送往老战友办公室，几位老人默默站起。有人低声说：“邓公当年没看错人。”未落的纸杯在桌上轻轻晃动，散发着淡淡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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