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3月11日那天，上海整整静了八个小时。
不是停电，也不是罢工。
当时的电车不响了，商铺关了门，街上除了哭声就是警哨声。
三十万人挤在六公里的路上，送一个女人走最后一程。
她不是市长，不是军阀。
只是个演员。
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那天的雨，说那雨下得像针一样细，像谁在哭，还哭不出声。
她叫阮玲玉。
她死的时候才25岁。
这事儿说起来，还是从那张遗书说起。
只四个字：人言可畏。
那时候没人太在意这四个字的分量。
可从她去世那天起，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很多人的心口上。
阮玲玉的死，是一场公开的沉默。
她没留下孩子，没留下财产，只留下了一个城市的哀悼和一地流言。
事情发生在193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
凌晨，她在家里吞了安眠药。
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医院抢救了一整天，晚上6点38分，医生宣布死亡。
这天，本该是庆祝女性权利的节日。
谁也没想到，一个最红的女明星，会在这样的日子里选择离开。
说实话，那会儿的上海，不缺新闻。
抗战前夜，租界林立，黑帮横行，左翼文化暗流汹涌。
可她的死，偏偏压住了所有的头条。
从南京路到虹口，从租界到工部局，满城都在议论她的死。
不是普通的议论，是那种压着嗓子、带着惋惜又有点自责的议论。
“她真的就那样走了？”
“说到底，还不是被那些报纸逼的。”
这事儿不能只看她死的那天。
得往前翻。
阮玲玉1910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早逝，母亲做佣人。
她十几岁就进了电影圈。
那时候电影还没声音，全靠表情和动作。
她很快就红了。
1926年签约明星影片公司，17岁主演《挂名的夫妻》，一夜之间，成了上海滩谁都认识的名字。
她演得真。
不是那种咧嘴笑、摆姿势的真，而是眼神里有东西。
你看她演戏，好像她真的经历过那些苦事。
《神女》里的那场哭戏，连外国记者都说：“她不是在演，她是在活。”
但她的成名，也伴随着没完没了的麻烦。
她不爱出席晚宴，不混圈子，拍完戏就回家。
有人说她清高，也有人说她装。
可她自己说：“戏是给人看的，生活是自己的。”
她的感情生活更是被撕了个干净。
她和唐季珊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太对劲。
唐是个商人，靠香烟起家，人精一个。
两人交往后，报纸没几天就开始写“阮玲玉私生活混乱”“靠男人上位”。
她解释过，发过声明，也接受过采访。
可每解释一次，骂声就更大。
后来她不解释了。
邻居常常听到她和唐在家里吵架，摔东西，深夜争吵一两个小时。
她拍戏挣来的钱，大部分贴补了家里和剧组，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
她的朋友、导演蔡楚生曾说：“她太要强，不肯认输。”
那会儿的媒体，不像后来有新闻伦理。
哪个标题耸动，哪个就能卖钱。
有人甚至在她死后第二天还写：“她死得其所。”
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她的死，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从1934年《神女》上映开始，关于她的负面新闻就没断过。
她演得越好，流言就越狠。
直到1935年春天，她再也忍不下去。
她没留下什么遗言。
只在信里写了一句：“我怕了。”
那封信，是她寄给一个老友的。
葬礼后才被公开。
出殡那天，十二个社会名流轮流抬棺。
带着花圈，没人说话。
只是站着，低着头。
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
有人说，是来还情的。
前头是学生乐队，后头是影迷协会、工会代表、各大戏院的演员，还有一些记者。
一个老裁缝站在路边，提着她的黑白照片，说他年轻时看她演《挂名的夫妻》，看完给老婆缝了一件白衬衫，“她让我觉得人是可以干净的。”
听得人眼睛一热。
她的墓地在万国公墓。
那天雨一直下，伞开的像花一样。
三天后，上海《立报》在专栏上写：“上海从未为一个人停过这么久。”
底下有人留言：“人走名留。”
也有一句，让人更难受：“活着没人留。”
她的死，成了一个时代的伤口。
那之后，上海的几家大报社陆续调整了娱乐报道的版面。
电影公司也开始更重视演员的心理状态。
当然，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变好。
但至少，那张脸，再没人敢轻易撕。
她的墓碑上，后来有人偷偷刻了一句话。
不是诗，也不是悼词。
只是——她本可以活下去。
参考资料：
沈寂，《中国影人传记词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
张正龙，《民国影史风云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
周传基，《阮玲玉传》，三联书店，1989年。
上海影史资料编辑组，《中国电影发展史资料汇编（1912-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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