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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临走前说了一句话，谁都没想到，说的是自家人，说得那么重，也说得那么稳：“我们家啊，是中国历史上的罪人。”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清朝最后一位格格，金志坚自己说的。
她原名叫爱新觉罗·韫欢，是溥仪的亲妹妹，真格格，正经皇族，可她活得一点都不像个格格。
她活得太清醒了，清醒得让人心里发紧。
她小时候家里虽然还住在老王府里，但那时候清朝已经是明日黄花。
她父亲心里知道，这朝代肯定是回不去了，于是干脆不再拿孩子当“旧皇室的继承人”来养，反倒让她从小读西书，学地理、学科学、学外语，连法语都学了些。
她的哥哥溥仪那时候还在紫禁城里当“逊帝”，身边全是太监、宫女，小小年纪就被捧得跟神仙似的，而韫欢在家里却越看越冷静。
她说，她从没羡慕过那座宫殿，也没羡慕过哥哥的“皇上”名头。
她看得出来，那种日子里头没有自由，只有幻觉。
后来冯玉祥那一场政变，直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
整个皇族都乱了套。
溥仪还不死心，后来跟日本人搭上线，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这事在他们家里，谁都不敢明说，谁也没脸说。
但韫欢心里憋着，她不服。
她气的不是哥哥当了伪皇帝，她气的是这个家族居然还能继续沉浸在过去那点残破的光环里。
她认定了，清朝那套东西已经完了，谁还想靠“皇族身份”在新社会里混日子，那就是跟现实过不去。
她不想当格格了，她要改名，她要走自己的路。
她没多说，就把名字改成了“金志坚”。
她说，那是她对自己说的三个字：金，是她告别的姓；志，是她想做的事；坚，是她要有的骨头。
她确实做了。
她投身教育，干实事，不靠家族的光环，不提自己是“皇家后人”。
那个时候她去学校教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是溥仪的妹妹。
她也不说，怕人家另眼看她。
她做得最久的，是女子职业教育。
她说，国家要强，女孩得先站起来。
她在北平一所女子学校教书，既讲知识，也讲做人。
她讲过一句话：“你们不是谁的附属品。”她教学生缝纫、医护、会计，也教她们写信、写申请书、自己找工作。
她说，女孩子不能只会哭，要会说话、会挣钱、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她太“激进”了，说女子教育就是“教坏姑娘”，但她不听。
她说，过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女人不能再靠嫁人过活，得靠自己。
她把西方的教育理念融进自己的课程，也把自己家族的教训藏在心里。
她不说溥仪，但她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和哥哥走反方向。
溥仪还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摆皇帝架子，穿龙袍，坐御椅。
她这边在教室里，穿布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一个在演戏，一个在做事。
后来新中国成立，她也没离开教育岗位。
她继续做教师，继续办女校，继续写教材。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姑娘们，别怕，读书是你们的铠甲。”
她不愿意别人提她“格格”的身份，也不愿意拿家族来换名声。
她说：“过去的事，能放就放。”
但她也没忘。
她不提哥哥，却一直在心里记着那个曾经被捧上天、最后跌下来的亲人。
她说，溥仪不是坏人，只是没认清这个时代，也没认清自己。
她一直活得很低调，一直到老年，才有人慢慢知道她的身份。
她也从不主动讲，别人问多了，她就笑一笑，说：“我就是个老师。”
她晚年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经常有以前的学生来看她。
她见谁都笑，跟医生护士说话也客客气气，不像个当过格格的人，更像是个普通的老太太。
直到她快走那年，才对身边人说了那句重话：“我们家，是中国历史上的罪人。”
她不是在骂谁，她是认了这个账。
她活了一辈子，没靠家族光，反倒是用一辈子在擦那个家族留下的痕。
她这一生，说轻了是摆脱了身份，说重了，是背着那份身份过了一辈子。
她走以后，有些她的学生还写了回忆文章，说她当年上课从来不发火，但说话从来不轻飘，说什么事都咬紧牙根干到底。
她教过的那些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做了工厂女干部，有的还成了校长，她没留下什么显赫头衔，但留下了实打实的人。
她的墓碑上没有“爱新觉罗”，只写着“金志坚”。
她自己说过：“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过来的。”
参考资料：
《末代皇帝溥仪》作者：唐德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的前半生》作者：溥仪，群众出版社
《清宫遗梦：皇族后裔的民国人生》编者：刘家祯，中国档案出版社
访谈录《老北京的最后一位格格》，北京电视台档案频道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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