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的西安已经落了第一场雪，西北大学的阶梯教室却热气蒸腾。学生们盯着讲台上那位鬓发早白、衣袖磨损的老教授——吴宓。他正抑扬顿挫地背诵《诗经·卫风》，目光偶尔落在第一排一位年轻女听众身上，那是年仅二十出头的邹兰芳。没人想到，这场冬日的公开课，将把吴宓的一生推向最后一次情感漩涡。
沿着时间往回走，1920年春天，远在康奈尔大学的吴宓收到老友陈宝年的来信，信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落款是“心一”。照片上女子眼神澄澈，书案前摆着《古文辞类纂》。对学问痴迷的吴宓被这份“隔洋倾慕”击中，随即托毛彦文做“眼线”，请她留意女孩的学识与性情。缘分开局颇有浪漫色彩，然而浪漫并不等同牢靠。
1923年冬，吴宓结束学业返国，甫一登岸即赶赴杭州。西湖烟雨里，他与陈心一并舟两日。见面不足半月，两人便领了合照、定下终身。闪婚在民国知识界并不罕见，但七年后留下的多是唏嘘。婚后他在南京大学执教，陈心一辞去教员职务，全情投入家务——此举被视作那一代知识女性的“退让”。吴宓却在朋友聚会上频频抱怨：“文章还未写完，家常锁住了才思。”这种牢骚最先传进毛彦文耳中。
毛彦文与陈心一曾是同窗。她性格张扬，外人形容她“胆大，爱登报纸也爱闹绯闻”。更麻烦的是，吴宓发现自己竟对这位昔日“情报员”生出别样情愫。1929年夏，他写下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交到毛彦文手里，信尾是一行潦草英文：Love is destiny。不到一个月，南京的坊间就嚷成一片——吴宓爱上了妻子的闺蜜。
对陈心一来说，这消息像钉子钉进木板，拔不出来也合不上缝。“不必多言，离便是。”她抛下这句话，随后把三名子女带到上海租界租屋而居。吴宓暗自庆幸“体面离场”，却没料到名誉危机才刚开始。舆论对学者的私德尤其苛刻，“弃室毁家”四字写进报章，他的课堂人数直线下降。
30年代初，吴宓仍执迷于追求毛彦文。他向她提出条件：放弃留学计划，立即成婚。毛彦文反问：“你能给我稳定吗？”答案是模糊的。吴宓的情感棋局从来缺少耐心，三个月后他又被曝与长沙女记者、北平女翻译通信往来。毛彦文怒火中烧，转身嫁给年长她近三十岁的前总理熊希龄，舆论再次轰动。吴宓愕然，只得把满腔失落写进札记：“世道人心，诚不可测。”
1937年抗战爆发，吴宓随校西迁。在内迁的窘迫岁月里，他授课、编刊、翻译，学术声望却回升不少。可私生活依旧风高浪急。1946年，他遇见了因病休学、寄居校舍的邹兰芳。年轻女孩对《诗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恰好击中吴宓久违的虚荣。私底下，他对同事感叹：“我已年近耳顺，能有人倾听，已是天意。”同事苦笑劝他收敛，话刚出口就被打断——“我并非无情，只是错了人。”这句话后来流落到茶余饭后，被人当作段子。
1949年夏，吴宓向校方递交婚书，提出迎娶邹兰芳。外界哗然：教授五十六，学生二十余。学界友人奉劝无果，甚至有人嘲讽他“自证诗经是恋爱指南”。婚后，邹兰芳因肺病反复住院，医药开支成为吴宓难以承受的负担。三年后，邹病逝，他除了承担岳家老小的生活费，还要应付债务，名气与经济双重走下坡路。
进入1960年代，吴宓与长女的关系彻底破裂。女儿指责父亲“欠母亲一个公道”，拒绝相认。那几年他笔记本上出现频繁的名字仍旧是毛彦文。有人记得他在宿舍昏黄的灯光下念过一句诗，“梦魂不到关山难”，随后咳嗽不止。1978年，吴宓病重住院，病榻旁只有零散学生探望。临终前，他拉着另一位老同学的手低声自语：“这一生，爱人亦误人。”医院的走廊里掌声或责骂都听不见，留下一串无解的问句——学问与情感为何难以兼得？
吴宓的葬礼规模不大，挽联大多引用《诗经》和《离骚》。校方在悼词中称他“百科诗人”，却很慎重地回避了私人部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的史册注脚已被反复涂抹——七年婚变、闺蜜恋、师生缘，都像剪影，同学与后辈看得云里雾里。唯一确定的是，他的诗稿流传下来，他的情史却成了各地茶馆的口头版本，褒贬并存、真假难分。人们说起吴宓，先称先生，再皱眉，随即摇头，这种复杂表情或许比任何判词都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陈心一去世前整理旧信，她把吴宓最初那封求婚电报单独封存，旁边只留一行钢笔字：“少年狂言，付之一炬。”字迹坚硬，纸页却已泛黄。对照吴宓毕生的辗转，两人当年的豪情与后来的冷淡，仿佛刻意布置的反差。尘埃落定后，留下的既不是浪漫，也不是诅咒，而是民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困境：才能与自我之间，哪一块更易沉溺？
讲台上的吴宓曾用整整三个学期证明他能背诵《离骚》全文，却没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丈夫。学问的辉光与私德的阴影交缠，构成一幅难以修补的裂纹画。读这段故事的人也许会感慨，也许会愤懑，但回到史料，只能得出一个平淡的结论：他确实才华横溢，也确实在人情世故上捉襟见肘。学术著作最终被列入大学必读书目，情感纠葛却永远停留在街头巷尾的窃窃私语中，这就是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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