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学报》的两次创刊看学报传统的早期嬗变与当代启示|中华医学杂志|学术|学衡|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社会科学

本文作者朱剑编审

摘要

《清华学报》百年前的两次创刊显示了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早期嬗变的轨迹。1915年初创时，学报试图糅合校园期刊与西方学术期刊这双重“基因”，却形成了前者压倒后者的综合性、内向性“窗口—园地”模式，终因影响力不彰，五年后黯然停刊。1924年，《清华学报》重新创刊，逐渐剔除校园期刊基因，成功转型，完成了学报传统的第一次嬗变，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因院系调整高校重建后身份认同之需，早期“窗口—园地”传统被重新激活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制度化，导致学报在全球化时代陷入结构性困境。要走出困境，不妨多元抉择，或告别“窗口—园地”传统，建成开放的公共平台，或退守校园期刊“窗口—园地”的传统地盘，但若顶着学术期刊之名，行着校园期刊之实，还幻想获得国际顶级学术影响力，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关键词

《清华学报》；学报传统；校园期刊；“窗口说”；“园地说”

110年前的1915年，《清华学报》创刊。稍稍了解学报史的同仁都会记得这一标志性事件，正是其创刊时提出的“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的理念，与《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提出的“表学堂之内容与社会各界交换智识”的理念南北映照，共同奠定了中国高校学报传统的基础。但是，可能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清华学报》出版到第五年就停刊了，又四年后，也就是到了1924年，才再现于学界。按说这当是停刊后的“复活”（复刊），但复出后的《清华学报》却不认九年前曾经问世的“前身”，既没有承续其卷、期号，也没有承续其封面和版式设计，在创刊词《引言》中，对“前身”更是只字未提，而是以新的版面形式和内容，自第一卷第一期从头开始，完全以一个新刊的身份亮相于学界。所以，这不是复刊，而是重新创刊。

为何同一刊名的学报会两度创刊？显然是办刊理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简单的“复刊”已容纳不下变革后的新理念，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整个高校期刊界来看，《清华学报》的重新创刊是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早期学报传统产生了质性的嬗变。在纪念《清华学报》创刊110周年的时刻，回顾这段不应被遗忘但已鲜有人提及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发。

《清华学报》1915年第1期第2号（中文版创刊号）

一、首次创刊：双重基因的交汇与“窗口—园地”传统的奠基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15年，《清华学报》首次创刊。从其创刊到停刊短短五年间所展示的形象，可以看到它是两种基因在中国大学特定时空下交汇和糅合的结果，由此亦可窥见学报传统的源头。

（一）源头之一：校园期刊

现代大学在中国问世后，最先出现在校园内的连续出版物是校园期刊。本文所谓校园期刊，指的是由校内自治的学生社团主办的出版物，作为社团成员交流平台和联结纽带，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独特的校园出版生态，在学报诞生之前，就已生长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清华尤为典型。

周诒春

周诒春于1913年8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后，不满足于校内仅有基于某种兴趣或爱好结成的学生社团创办的期刊，开始着手建设统合各学生社团的校园期刊。1914年，由校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清华周刊》创刊，内容主要是师生普遍关心的校园新闻、时事评论、文艺作品等。1915年春，周诒春又提出创建统合全校学术社团的清华学会和期刊，6月，中英文合刊《清华月刊》（The Tsing Hua Monthly）创刊，主要刊发与学术相关的内容。由此，校园期刊初见体系：学生兴趣社团期刊+校级综合期刊+校级学术期刊，而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学校行政权力对自治社团领地的介入有直接关系。尽管这些刊物内容各有分工，但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共同的办刊目的，对外，通过不同侧面的展示，构筑完整的学校形象；对内，通过交换，实现知识的社群共享。二是明确的校园边界，作者、编者和主要读者都在校内，且集中于社团之内，有明显的交换信息和自娱自乐取向。三是无论作者、读者抑或编者，学生都是绝对主角，即使最具学术性的《清华月刊》，也是由两位学生分别担任中、英文版主编。这些共同的特点构成了校园期刊的基因——储存着有关校园期刊生存和运作的基本信息，规定并支持着校园期刊的基本构造和性能。

《清华周刊》

由于学生必然的流动性，校园期刊的编辑队伍并不稳定，导致了出版的不稳定。比如，《清华月刊》在创刊当年，两位主编洪锡麒和王国钧皆作为庚款留学生去了美国，《清华月刊》出版了一期就不得不停刊了。这使得初成体系的校园期刊出现了必须补上的缺损，于是，《清华学报》（The Tsing Hua Journal）于1915年底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清华学报》的创刊正是对《清华月刊》留下的校园期刊体系空缺的填补，“校园期刊之一种”自然而然地成为《清华学报》的定位。

《清华月刊》

无独有偶，比《清华学报》略晚几年，1919年北京大学第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北京大学月刊》的问世，与填补校园期刊体系的空缺也有直接关系。蔡元培撰写的发刊词开篇即言：“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可见，《北京大学月刊》是作为日刊的姊妹刊面世的，对外“报告吾校现状”，对内“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与《清华月刊》《清华学报》可谓同出一辙。

因此，无论是《清华学报》，还是《北京大学月刊》，抑或更早些的《东吴月报》，无一不承续了校园期刊基因，并发挥着校园期刊的作用。

蔡元培

（二）源头之二：西方学术期刊

与此前所有校园期刊相比，《清华学报》对学术的追求是无出其右的，这源于它还承续了另一种基因，即源自西方学术期刊传统的基因。这一基因的形成始于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这本被公认为面世最早的学术期刊，奠定了现代学术期刊的四大传统：学会办刊，由学术共同体（学会）主办，服务于共同体；促进交流，核心使命是鼓励科学实验、传播最新知识、促进学术对话；开放平台，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开放投稿；规范运作，逐步确立了包括同行评议在内的学术规范。这四大传统也构成了本文所谓西方学术期刊基因。

西方学术期刊基因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传入中国。1906年，东吴学堂创办学术期刊的动议即来自该校的“西士”（美国基督教会派遣的西方教习），《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所载发刊词中“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的宗旨亦是出于这些“西士”。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当然不乏对西方学术期刊的了解，《清华学报》发刊词中“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的理念，也是由来有自的。蔡元培所撰《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提出的“吾校必发行月刊”的“三要点”，则无不围绕交换知识而展开。可见，被植入的西方学术期刊基因成为早期高校学报传统的另一个来源。

（三）糅合双源：学报的初创模式与传统的奠基

正因为汇集了校园期刊和西方学术期刊两种基因，《清华学报》创刊后就试图将学校形象展示功能与学术交流功能糅成一体。学报若能同时发挥这两项功能，对于既需要建立自身形象又需要开展学术交流的“幼年”清华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清华学报》对这两种功能的重视加固和夯实了肇始于《东吴月报》的学报传统的基础，这样的传统又为《北京大学月刊》所接续。学术交流是学术期刊的共性，而定位于学校形象的窗口和本校作者的园地者，却唯独学报一家，故而（学校的）“窗口”和（师生的）“园地”就逐渐成为学界对学报的第一印象。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后流行起来的关于学报的“窗口说”和“园地说”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学报初创时期的。

《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

二、重新创刊：艰难的转型与传统的嬗变

以《东吴月报》《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为代表的早期高校学报奠定了学报传统的基础，即把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的基因糅合在一起，希图具有这样双重基因的学报能同时发挥两者的长处。但是，糅合并没有带来融合。

（一）妥协与变异：内在张力的积聚

当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基因交汇而诞下学报这一新生媒体后，两者的融合努力也就开始了，但却无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而是紧张和冲突，结果就是校园期刊基因压倒了学术期刊基因，学报成了不同于一般学术期刊的异果。

首先，主办者的变异。学术期刊问世以来，其主办者大多是学术团体，最常见的是学会，正是学会和期刊共同成就了学术共同体。在西方，这是一个始终伴随着学术建制化的过程，至20世纪初，已经历了漫长的两个多世纪。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走完这一历程，在学术社团和大学中，更多地寄希望于大学，从而使大学对学术建制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科学革命年代的欧洲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成为学术期刊的主办者也就顺理成章了，特别是意识到学术期刊在展示大学形象、促进学术交流、推进学科建制化等方面几乎无以替代的作用后，大学更是当仁不让地取代了学术团体，于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被嫁接到了“单位”——大学的身上。清华如此，北大如此，最早办学报的学校，无一不是如此。

《哲学汇刊》第1卷

其次，办刊目的的变异。学术期刊应科研和交流的需要而生，为的是破除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障碍。落地中国大学后糅合了校园期刊基因而诞生的学报，却将展示主办者（大学）的形象列为办刊的首要目的，由此体现出了不同主办者不同的意志。在这一导向下，交流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异。作为学报最初传统的奠基者，《东吴月报》的“表学堂之内容与各界交换智识”，与《清华学报》的“交换之渊薮”，说的都是“交换”而非“交流”。虽只一字之差，但将“我”（学堂）与“外界”区隔开来的自觉也已跃然纸上。

再次，编者和作者身份的变异。学术期刊自17世纪诞生起，其编者和作者就都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大多具有学者身份，即使如《哲学汇刊》首任主编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其人虽不是专业学者，但却是皇家学会的资深会员，与学会成员特别是著名的科学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学报在中国问世后，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期刊基因得到了承续，这一点，看下《清华学报》就明白了。在摄于1918年的《清华学报》编辑人员合影中（图1），从外貌即可清楚地看到学生占据了大多数，在《清华学报》（中文版）创刊号20篇文章中，作者为教职工和校友的仅2篇，余皆学生。可见，学生才是学报编者和作者的主体。

图1 1918年《清华学报》编辑人员合影（清华大学校史馆供图）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6辑

最后，平台属性的变异。因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基于共同学科而非共同“单位”形成的学术共同体而言，期刊必须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开放的平台。但在学报，为了展示主办学校的形象，学科边界不得不为单位边界所取代。如此一来，学报就自断了与学术共同体的血脉联系，而从公共平台蜕变为某一学校的私家花园，“窗口”和“园地”的确不失为这一“墙内”平台的写照。

可见，变异实际上是学术期刊基因对校园期刊基因的妥协和退让，或者说是校园期刊基因对学术期刊基因的侵蚀和改写，而不是两者的融合，以校园为边界成为一切的前提，从而造就了早期学报不同于一般学术期刊的三大典型特征：一是内容的综合性，不设学科边界，只要学校开设的学科，一概兼容并收，这是校园边界在学报性质上的投射。二是稿源的内向性，作者主要来自本校师生，尤以学生为主，这是校园边界在稿源上的投射。三是功能的双重性，既要展示学校形象，又要服务于学术交流，这种“既要……又要……”的双重要求，在创刊之初对于清华这样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乃至所有处于幼年期的中国现代大学而言，也许不失为一种既省事又有效的权宜之计，但这两个有着根本冲突的要求，是很难取得平衡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

（二）从紧张到断裂：不得已的停刊

在学报创办之初，被人为糅合于其中的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两种基因间的紧张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而且当学校一旦走出幼年期，初步建成公众形象和对交流平台有了更迫切需求时，校园期刊基因就成了学报跟上时代和学校前进步伐的桎梏。首先是无法突破的学术品质瓶颈，以学生稿源为主的内向性，难以支撑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其次是与学术共同体的疏离必然被学术共同体冷落。随着专业学会（如中国地学会、中华医学会等）的不断问世，其创办的专业期刊（如《地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等）迅速汇聚起全国各地学者，成为学术交流的中心。相比之下，封闭的、综合的学报在学界的影响愈发难以彰显。

《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

于是，到了1920年，已连续出版了五年的《清华学报》无声无息地停刊了。

（三）破茧与重生：重新创刊

停刊不是终结，而是反思与蛰伏。对学报传统模式的成功突破首先出现在南京。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于国立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宗旨。《学衡》问世后影响迅速遍及国内学界。《学衡》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缘于著名学者的自主办刊、志同道合的优秀作者以及清晰的问题边界、鲜明的学术立场，如此，《学衡》方得在学界独树一帜。这些特点，不仅成就了其完全不同于学报的存在，而且对于大学的决策者来说不可能不有所触动。

《学衡》第1卷第3期

就在《学衡》问世的第二个月，即1922年2月，蔡元培毅然停止了《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经过数月思考和酝酿，8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评议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分门出版《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国学季刊》和《文艺季刊》的议案。其中，《国学季刊》问世最早，1923年1月，创刊号出版，胡适领衔编委会，亲撰别开生面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洋洋万余言，虽然只谈国故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对《国学季刊》不着一字，但期刊的边界——不再是主办的学校而是要研究的问题——已画得清清楚楚。

在《学衡》和《国学季刊》的示范效应下，1924年，正在由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转型的清华重启了《清华学报》的出版，而从第一卷第一期的重新开始，则表达了与过去传统告别的决心，从版式到内容的巨大变化更体现出告别已化为行动。明显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1）从“表学堂内容”到对“科学的精神”的追求。“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这表明其重心已从对外展示，转向了对内恪守学术本身的价值。（2）从学生习作到学者之作。新刊首篇文章，便是梁启超的宏文《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借此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学报追求的不再是本校内容的展示，而是学术本身的卓越与创新。（3）从学生主编到教师主导。编辑权从学生手中转移到教师组成的编辑部手中，学术把关环节得到强化。（4）从随意写作到引注规范。规定“倘文中引用书籍，务求注证详明”，这是向现代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看齐的关键一步。

继《清华学报》重新创刊后，1927年6月，燕京大学创办了《燕京学报》。创办伊始，即画出了明确的内容边界：“本报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著作为主旨。”

《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

《学衡》《国学季刊》《燕京学报》的创刊和《清华学报》的重新创刊，是一次对学术期刊基因的重新植入和对校园期刊基因的有意识剔除，从而导致了学报传统的嬗变。当然，四刊对于校园期刊基因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学衡》《国学季刊》《燕京学报》可以说是不加犹豫的剔除，而《清华学报》则温和了许多，在诸如对待综合还是专业、内向还是开放这些源自校园期刊基因的问题上，留有了一定的余地，这当与清华正处于向大学转型的前夜有关。真正完全剔除这些基因，则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事了。1928年8月，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29年主持改组了学报编委会，决定分门出版学报。1930年—1931年，《清华学报》出版了文学哲学号、自然科学号、社会科学号三期专号，1931年，清华大学创办《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从此，《清华学报》专事人文学科论文的出版。

贯穿20世纪20年代因内部基因冲突引发的学报传统嬗变，是传统对自身原始基因的一次成功改写，从而实现了自我超越，成就了学报在学术史上的一段辉煌。《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向来有民国年间文史领域四大名刊之誉，四家之中，学报占其三。有此佳绩实非偶然，可以说，没有传统的嬗变，就不会迎来辉煌，而辉煌也印证了这一嬗变的意义：只有回归学术共同体，学报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三、历史的回旋：传统的顽强存留与当代启示

遗憾的是，这次意义重大的嬗变并未能为后世学报所传承，这也成为今天的学报仍在困境中挣扎的重要原因。

（一）昔日重来：早期传统的复归与制度化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重塑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旧的体系被打破，一大批新建或重组的高校亟需快速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于是，学报最初“窗口”和“园地”的功能被重新激活。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之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明文规定学报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这一界定，标志着20世纪中国学报发轫于10年代、扬弃于20年代、回归于50年代的“综合性、内向性”办刊模式，正式上升为一项政府制度安排。“窗口说”与“园地说”从此坚不可摧，学报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完成了向“幼年”的回归，而且得到了体制的固化和维护。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1期

（二）当代困境：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1978年教育部《意见》为尽快恢复科研秩序、维护教师的发表权利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也错失了重建高校学术期刊体系的难得机会。当全球化浪潮袭来，中国大学雄心勃勃地迈向世界时，却发现缺失了我们自己的出海之“船”——国际化学术期刊。能够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学术竞争提供平台的，是以专业化学术期刊为基本单元、以同行评议为质量保障、以全球稿源和传播为特征的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学术期刊群。与此相比，已深陷结构性困境之中的学报几乎连其中任一特征都不具备，以至于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对包括学报在内的高校学术期刊只字未提。这其实是一个无言的评价：在决策者眼中，如今的学报，在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宏大叙事中，已力不从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局部）

（三）未来抉择：承续还是超越

回顾《清华学报》的两次创刊，以及直到今天围绕学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在对传统的承续与超越中挣扎回旋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

首先，大学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是两种不同功能和性质的出版物。前者出自学生之手，朝气蓬勃，青春洋溢，情感真挚，但不免青涩甚至幼稚，更适合社团内部同学之间的写作练习和阅读交流；后者出自学者之手，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追求的是观点新颖、逻辑严谨、资料翔实，预设的读者是研究同行，而不管其身处何方，无远弗届才是其最理想的传播效果。

其次，行政权力的介入虽在主观上拉近了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的距离，但终究不能消除两者之间的紧张。凌驾于学生社团及其所办刊物之上的“校级”学生组织及其创办刊物的出现及其运行，是学校行政权力意志的体现，由此推及学术发表，所创建的学报由行政权力而非单由学者执掌的特点就非常鲜明。比如《东吴月报》主编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和撰写发刊词的黄振元分别是东吴学堂西、中总教习（教务长）；在《清华学报》，负有指导责任并亲撰发刊词的杨恩湛同样是教务长。如此，以校园期刊基因改写学术期刊基因的结果也就是必然的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学生和青年教师练手的封闭性校园期刊自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但不能将之与作为学术共同体开放平台的学术期刊混为一谈。

杨恩湛

再次，传统基因的嬗变曾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说，1906年《东吴月报》的问世开创了学报传统，1915年《清华学报》的创刊是对传统的承续和加固，那么，1924年《清华学报》的重新创刊就是一次对传统基因的改写和超越，与《学衡》《国学季刊》等已转型的期刊一起，宣告了学报传统嬗变的发生。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刊物的主导权由行政权力向学者群体的转移；二是破除校园期刊基因为学报所设定的边界。传统的嬗变带来了学报的转型，转型后的学报则产生了远高于过去的影响力。当然，这些学报之所以转型成功，其本身所依托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换言之，并不是每一本学报的背后都站着这样的学术共同体。

最后，深植于学报传统中的“窗口—园地”模式有着惊人的历史韧性，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跨越百年，延续至今，构成了今天转型的沉重历史包袱。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内稿’的负向效应有逐年恶化趋势。”这仅是“包袱”的一角而已，如此包袱，该如何卸下？答案还是要从历史中找起。

百余年来，学报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纵向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二是从横向看，在挑战和机遇面前，不同的办刊人有不同的抉择。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不平衡仍然存在。尽管持“窗口—园地”定位的学报是大多数，但20世纪20年代传统嬗变留下的遗产在高校仍有承续，专业期刊在高校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顽强存在，只是再也没能成为学报的主流，不仅无法形成体系化的刊群，其本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窗口说”和“园地说”的拖累，尽管这些期刊早已自觉地与学报划清了界线。

清华大学二校门旧照

今清华大学二校门

在笔者看来，从学报百余年历史中找到的最有实际价值的答案或许就是：对于今天困境中的学报来说，并不存在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部门总是将学报视为一个具有普遍共性的整体，实行整齐划一的评价和管理，而学报界对此似乎也无甚异议，但实际上，在办刊理念、办刊资源、服务对象和学术影响等方面，不同学报之间的差别，一点不比不同类别的期刊更小。所以，不同类型的大学，其学报完全可以有、也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和进路，以及与此匹配的评价标准。对于志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其学报有必要勇于剔除校园期刊基因，彻底告别封闭与学科拼盘式的综合，走专业化、数字化、体系化和集群化的道路，打造开放的面向世界的旗舰期刊。对于以教学为主的地方院校，其学报不妨安心定位为服务本校教学的园地，成为教师展示成果、学生练习科研的平台。最不该取也是最没希望的是名实分离——顶学术期刊之名，行校园期刊之实，却幻想获得国际顶级学术影响力，如此而为，不啻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