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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成为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要想操纵他国政治家来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进而实现“台独”，“金钱开道”便成为重要手段。

换言之，在李登辉和陈水扁看来，只有用“银弹”才能冲破国际“藩篱”。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金钱外交”，是通过“秘密”和“公开”两个渠道双管齐下进行的。

1、以普通国会议员为对象的“银弹外交”

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金钱外交”的本事早就闻名国际。日本是法治国家，1993年还制定了严格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金钱外交”做得干净利落并有“成效”，主要得力于隐蔽式“金钱外交”的实施，即设立了多个秘密“专案基金”以供挥霍。他们以日美等国政界和军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对象，以金钱、美色等为手段，秘密开展“院外活动”和培植“亲台”势力。因做法隐蔽，一时难为外人知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是一种变相的政治捐款。为了规避《政治资金规正法》，不给“台湾帮”或“台湾的友人”造成困扰，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政治捐款均迂回进行。诸如，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购买国会议员募款聚餐会的入场券；通过在日台资企业提供政治献金；为赴台政客提供招待费等。

而台湾方面还很“善解人意”，不向收受者索要收据即不留下证据，这一手也是日方人员觉得“最有魅力之处”。以购买议员的募款聚餐券为例。

日本国会议员一般一年举行一两次筹款晚会，哪怕是一般的国会议员，“亚东关系协会”买起人场券来，每次都是一出手就是50万或100万日元（这在20年前不是小数目)，以致给日本的政治家们留下“台湾的钱似乎多得用不完”之印象。

在金钱作用下，本来就是“台湾帮”的国会议员更加“亲台”，而“脚踩两只船”的国会议员，甚至原本对华友好的国会议员，也都被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银弹”击中而“转向”。

很多议员的秘书事后披露了这方面的内幕。

诸如，“我们定期被邀请到银座吃喝，…出门时还能拿到礼物。这就是亚东关系协会的派头。自然，大家就同他们亲密起来了，怎么也不会对北京有兴趣了”；“精力充沛的年轻议员只要去了一次台湾，就能变成‘台湾帮’”；一国会议员说：“台湾太好了，还想再去”；“如果直接从台湾当局拿钱，就会触犯《政治资金规正法》。

所以，一般不是直接交易，而是迂回进行的”；“许多自民党议员都从台湾当局在东京的派出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拿到捐款。我们这里有什么要求的话，亚东关系协会是很当回事的，可以说是相当关照的”；“目前，除了共产党和社民党外，几乎所有政党都拿到过这类资金”；特别是派系林立的自民党内的小派系一水田派（中川一郎）、船田派（船田元）等，因为“常为资金发愁，很容易用金钱打动他们”，所以“越是小派系，台湾的游说活动越容易进行”。

现在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每年都组织年轻议员赴台访问，以便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些年轻国会议员所以去一次台湾就会马上加入“台湾帮”，甚至发出“台湾太好了，还想再去”的慨叹，就是因为台湾有“让日本的政治家心动的特权和乐趣。”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愿意去台湾的日本国会议员如此之多，“但是表示想去北京的自民党议员可以说一个都没有”的主要原因，原来如此。

换言之，日本国会议员想加入“台湾帮”者所以源源不绝，有些是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但多数还是“私欲”和“私利”驱动所致。恰如原“青岚会”的一位资深秘书所说：“如果没有某种回报的话，谁也不会为台湾出力的。”

至于这些普通国会议员在深化日台关系方面的作用，台湾学者李中邦有过一段精当的论述。他说：

“因为台湾有求于日本者多，遂在台日投资和贸易上放出大量利权，这就成为日本议员筹措选举资金的绝佳管道。一遇有经济利益摆在面前，日本‘台湾帮'就会列队垂涎台湾的钱。至于台湾当局委托的事，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就赖说‘亲中派'阻扰或外务省太在乎中国。进可攻、退可守，稳赚不赔。…他们出一张嘴，我们撒一大堆钱，这样的代价值得吗？他们是台日接近真正的大赢家。”

2、以实力派官僚政客为对象的“银弹外交”

日本政坛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和看法，“台北认为，只要是有实力的人，谁都可以。台北是绝不以没有实力的人为对象的。”

据2002年三四月间曝光的台湾“国安局”几个机密文件显示，为拉拢这些“有实力的人”为其服务，从1994年起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不惜血本设立多个秘密“专案基金”，大搞对日“金钱外交”。在“701专案基金”、“331专案基金”等诸多“专案基金”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利用“奉天专案基金”35亿元新台币的庞大利息设立的“明德专案基金”。该“专案基金”主要用于在日美两国的政界、军界、情治部门培植“亲台”势力，以建立台日美三方秘密合作机制。

该小组由台日美三方人员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两三次会议。具体负责与日本联络的“特使”，是与日本商界有广泛联系的台湾运输机械公司董事长彭荣次（化名“彭诚”）。在彭荣次和台湾驻日人员的大肆活动下，很多日本政要受贿于“明德专案基金”，有的甚至在卸任后干脆加入“明德小组”。日方人员以自民党右派人物为主，其中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森喜朗、前防卫厅事务次官秋山昌广、前日本北部方面指挥官志方俊之、前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大森义夫等政界、军界、情治部门“有实力的人”。

他们在接受贿赂后，均为当年的台湾当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2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又曝光一份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将台湾当局动用重金收买日美两国高官黑幕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引发轰动一时的“国安密账案”。

这次曝光使很多日本政客原形毕露，也使人们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人在推动李登辉访日等一系列“亲台挺独”行动中冲锋陷阵、不遗余力了。

这些人包括：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三、前运输大臣龟井善之、众议员小池百合子、参议员椎名素夫、防卫厅顾问佐久间一、海上幕僚长夏川和也、预备役中将小西岑生、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杉田和博、前驻南斯拉夫临时大使中村义博、政论家日高义树、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等。台湾当局投在他们身上的金钱可谓不惜血本。

例如，接待冈本行夫6次花费的71.4万元新台币和14万美元、接待椎名素夫4次花费的55.5万元新台币、接待日高义树5次花费的34.7万元新台币等，均由“明德专案基金”支付（包括在台期间的游览、宴请等各项费用）。

而专门报销送礼费用的“906专案基金”，仅1997年至2000年间就向日本政要送礼6次，支付费用多达103.9396万元新台币。此外，还分别向椎名素夫、若林正丈等人提供一次性所谓“委托研究”补助费550万元新台币和100万元新台币。个别人还借赴大陆访问，充当起台湾当局的间谍。冈本行夫1998年一年中5次赴台，向李登辉当局通报了两次访问大陆和参加旧金山“日美安保会议”获得的相关情报，其中一次访问大陆的费用即由台湾“国安局”核销。

下面，就主要以桥本龙太郎、秋山昌广、小池百合子三人为例，管窥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效力。

1996年所谓“台海危机”期间，彭荣次遵李登辉之命，请求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敦促美国政府派军舰“保卫台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后透露，日本首相曾派密使游说克林顿总统，危言耸听称台湾“岌岌可危”，催其赶快派兵“保台”。

为了让美方感到事态“严重紧迫”，刺激美方立即采取行动，桥本竟要挟克林顿说：“如果美国不保台，日本不是向中国投降，就是立即核武化。”

3、“台海危机”日本如何推波助澜？

不愿看到日本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行动的克林顿总统，这才命令“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艘航母开赴台海附近。美方将这一消息告知桥本，桥本又指示参加“明德小组”的日方人员志方俊之转告台湾当局。桥本首相的敦促使“台海危机”陡然升级，也使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从中看到了“希望”。

所谓“台海危机”化解后，桥本内阁又积极推动并迅速与克林顿政府签署了《日美安保宣言》(1996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等，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体制确定的“周边范围”。

桥本龙太郎在1998年7月卸去首相职务后，台湾当局基于他“是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在日本政坛仍有不可忽视之影响力，若能参加本机制，可大幅度提升本机制之政治作用”之考虑，在美国前驻日大使阿马科斯（代号“A”)和日本参议员椎名素夫（代号“S”)的帮助下，将桥本龙太郎正式拉入“明德小组”。

作为回报，桥本于1999年岁末收到了彭荣次等人专程送来的1万美元礼券和其他“年终厚礼”。

2002年3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将所获台湾“国安局”1999年12月15日拟制的一份“极机密”文件公诸于世。该文件显示，秋山昌广在担任桥本内阁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厅事务次官期间，曾积极推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署和通过，“是美日安保方针顺利通过之关键人物”。

1997年年底，秋山因防卫厅内部发生贪渎案件而引咎辞职。李登辉为了向这位为美日安保和台日关系作出“卓越贡献”的“真正友人”表达“念旧情谊”，特别指示“明德小组”出资10万美元供其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修两年。

为掩人耳目，这笔钱先分两笔捐给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S)，然后由该“中心”转交给最终收受人。这既是对秋山昌广的“前功”表示感谢，也是为日后“再度合作”做铺垫。

小池百合子是“台湾帮”中的新生代政治家、众议员、“阿拉伯通”，官至环境大臣，还一度参加过首相竞选。

小池百合子曾多次赴台，每次都要与李登辉单独会晤，还应邀参加了李登辉的金婚招待会，与李登辉和台湾当局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曝光的“国安密账”中，“明德专案”文件里就屡现其名。据“国安密账”绝密文件显示，为了拉拢这位在日本政坛崭露头角、颇富魅力的“端庄的日本女人”，李登辉不仅先后5次指示“国安局”由“明德15号”专案基金为她报销在台一切支出，而且每逢小池连任和升迁，都会献上数额不等的祝贺礼金。

1998年，李登辉向赴台访问的小池提供金钱4000美元和11.8万元新台币。1999年，李登辉除向两次赴台访问的小池提供金钱6000美元和23.5万元新台币外，10月派人携带1.75万美元和18万元新台币赴日祝贺小池出任经济企划厅政务次官，12月又派人向小池献上一块价值2万美元的高级女表作为“年终厚礼”。

李登辉向小池百合子频频献金送礼，终于在2001年有了回报。在李登辉以“治病”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入境申请遭到强烈反对的关键时刻，“知恩图报”的小池立即联络60多名国会议员向森喜朗内阁施压，终于使李登辉访日阴谋得逞。李登辉为了向小池表达感激之情，不仅于抵达大阪当晚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她，而且再次向这位日本女政治家表达了自己“22岁前是日本人”的“肺腑之言”。

以上不难看出，与把金钱撒在普通议员身上效果微乎其微不同，李登辉向日本政要“慷慨解囊”，的确换来了日本“有实力的人”的回报。1996年“成功”敦促美国政府出动航母、1997年“成功”将台湾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01年“成功”使李登辉“梦圆日本”等，收受台湾当局贿赂的桥本龙太郎、秋山昌广、小池百合子等人就分别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以民进党上台后，继续用这笔庞大的秘密“专案基金”开展对日“金钱外交”。“国安密账”曝光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对媒体表示，动用这笔巨款是为了“国家”。李登辉说的更直接：“1996年如果不动用这些秘密资金”，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怎么会将台湾纳入保卫范围，“怎么会协助我们度过台海危机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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